“重述神话”作为世界范围内一项重要的出版项目，诞生于本世纪初转型时期，世易俗变，新旧交替，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裂变重组，解构和建构的愿望触动了作家的创作热情。本论文拟以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述神话”项目中国卷为研究对象，包含苏童的《碧奴》，李锐、蒋韵的《人间》，叶兆言的《后羿》和阿来的《格萨尔王》四部作品，旨在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神话-原型批评和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围绕“为何重述神话”和“怎样重述神话”的问题，对当代文学中神话复兴的创作机制及价值重建做出探索。
　　第一章首先梳理了“重述神话”的文学渊源，明确“重述”和“神话”同时作为文学创作的传统源远流长，由此引入“重述”与“神话”二者在当代的“联姻”现象。西方重要理论家对神话和文学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总结认识，为“重述”活动提供了开放的架构：文化人类学对各地的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习俗进行纵横比较，发现不同文化和地理空间反复出现的故事模式印证了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重要命题;神话原型概念作为一种积淀于人类无意识中的心理形式，是体现人类心灵深处原始欲求的群体梦境。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神话，也成为本论文的理论参照。普罗普和列维丨斯特劳斯对神话故事进行结构主义的分析，借用他们的方法观照四部重述作品，发现在根本上重述行为并没有跳脱神话故事的基本结构，重述事实上是一个圆圈，在叙事意义上并没有新的突破。其次，探索中国区四位作家如何调用民间文化和本土资源，将神话与现实对接，破译神话中所蕴藏的最原始的民族精神和最深层的文化符码。本土文化的认同归属，民俗仪式的天马行空以及民间资源的丰富多彩为“重述神话”创造了广阔的言说平台，小说重新擦亮属于民间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还其本来面目，兼收本土文化的精华与糟桕，将历史深处的原始神话素材开掘出全新的意义，制造出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第二章内容聚焦“重述神话”的原因和作家的叙述动力，出于对现实和历史的诉说冲动，本着文化和文学承担记忆功能的勇气，几位作家都突破了单纯的社会政治反思的视角，以虚实相生的神话结构贯穿荒诞的历史运动，摆脱了道德说教的窠白，以现代的意识观照历史和现实，深入文化和民族心理层面。在世纪转型背景下将完整的历史打碎后用自己的方式拼贴起来，在陌生化策略中形成了强烈的历史讽喻，流露出深刻的生命关怀、人文追求和反思精神。在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精神困境的双重叙事中将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结合起来，寻绎现代转型阵痛中的出路，以神话的审美特质来进行调节，对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性反思采取调和的手段，不同于一些利用神话进行解构和嘲讽的现代派和先锋派，“重述神话”中对理想追求信念等仍有动人的呈现，读者因此在失落，悲悯和感伤之余仍能获得诗性的、审美的阅读情趣。
　　第三章通过对“重述神话”中国区四篇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方式，探求“重述神话”的微观诗学。同时从叙事学研究的角度探索这一系列创作的自身规律，“重述”即是一个重新选择功能项并进行共时性的排列组合的过程，根本上说“重述”和“改写”都有其边界，在故事结构上始终遵循经典叙事学的一般性法则。第一节内容“神话的历史嬗变”考察了每个原始神话的来源、发展、经历的变体，历时地从不同讲法中探寻时代或地理的作用因素，把表面上不同的种种讲法纳入一个共同的结构体系之中。第二节“故事的新编”具体而微地聚焦四部作品“老灵魂新呈现”的重述方式,从形象意象的重构、主题的现代渗透以及异托邦空间的创设三个层面切入文本，对情节安排背后体现的思想文化观念，来源特点，在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或民族心理的原因，对于当时和今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意义等分别进行阐释:苏童的《碧奴》描绘集权体制下最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者群像，以残害自己生命的方式向强权做着殊死的抵抗，重新检释“泪与墙”的对立，最终柔弱的泪冲垮了墙之围城；李锐《人间》中对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中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质疑，包含对于极端年代人性的反思，原始神话中温情的部分大踏步撤退；叶兆言的《后羿》试图通过情欲描写来把握时代的浮躁特点，探求人的原始欲望的限度，在消费主义狂潮和文化历史重构的隐喻下，叙述着新的性别神话，又回归到爱的追求及其失败的主题。阿来的《格萨尔王》则没有太多的颠覆史诗的本来面目，通过神授艺人夫子自道般地重述更多地传达对完美英雄的怀疑，对人类精神文明困境的突围，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和史诗传承现状的不安。“重述神话”中“异托邦”空间的创设，把“重述”的种子深种于文本所构造的“他性空间”土壤中，作家对现代性浮躁的功利主义的深刻体验，对时代精神和民族独立的强烈召唤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在重述之中。作家作为创作活动的主体，作品风格除了受到个人学养性格气质因素的影响，也受制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单一的知人论世研究方法忽略了对叙述行为和叙事者等文本内部空间的探索，笔者力图通过第三节内容，分析四部作品分别在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叙述者声音多种叙事策略的综合运用上，投射出作家的个体生命、思维方式和情感偏向。他们以自己的独特讲述方式，呈现不同的生命维度和神话心灵，为小人物和世俗历史正名，故事层次互相嵌套，现在的故事与过去的故事互相缠绕，以叙事的迷宫不断地建构起新的意义地图和故事伦理。
　　论文的最后，在余论部分将“重述神话”中国区作品置于整个出版计划之下，与国外同期作品进行横向对比，选取入X拜雅特的《诸神的黄昏》以及新神话主义思潮下诞生的畅销小说乔治.見尺.马丁的《冰与火之歌》，比较中西方神话思维的不同，补充“重述神话”这一计划的中国意义，发展的前景和文学史地位的评价。神话的本质是非功利的，它不必与现实发生关系就具有自身纯粹的美学价值。在对古老神话的重述中，作家们力图建立神话的现代秩序，为其合理性赋值。神话是人类集体的梦，常识告诉我们，梦境的资源是永不枯竭的，“重述神话”作为一个出版项目有其竣工的一天，但作为一种文学思路，在创作方式，审美艺术和价值重建的向度上都有更深更广的开拓空间。社会转型，需要文化转变的支撑，西方依靠新教伦理来建立平等宽容，回馈他人，讲求程序和规则的制度体系，但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短期内难以实现。蔡元培曾提出“美育代宗教”，“重述神话”给我们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以原始神话的审美力量，唤起对于国族历史，民俗文化的亲切感情；借助神话思维的直觉性和象征性，找到各种社会现象的原始根由，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