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哈耶克自由主义在实践领域发生思想碰撞的基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历了长期思想交锋和制度对立后，于二十世纪末转向共处和对话，证明双方并非仅仅水火不容。自由主义在中国渐成强势话语源于市场经济的跟进。中国市场经济实践客观上面对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经济活动自由主义两种文化资源，为其对话提供了可能性；社会主义原创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存在的内在张力，为其碰撞呈现了必然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而后者显然包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与哈耶克的思想同源于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具有追求自由的共同目标。他们的分歧在于实现自由的路径和手段。马克思把个人自由的实现寄托于人的自由劳动过程和个体闲暇时间的极大占有，赋予自由以审美维度，设定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条件。哈耶克延续洛克、休谟及斯密的理论脉络，构建了以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为基石的有限自由体系。他极力否定建构论理性主义者通过集体设计为人类未来规划发展道路，强调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但他忽视了个体行动决策的信息有限性特征，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 马克思与哈耶克都秉承了西方文化的传统精神，以现实社会关系作为理论研究起点，从解读现实社会关系中寻求社会变革路径，以积极入世的方式用理论干预人类发展进程。他们都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发性和人的存在的偶然性，但马克思对此给予无情批判和否定，而哈耶克则对此寄予厚望；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生产方式演化历史时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哈耶克把个人生命偶然性推展到整体的人类社会，以个人生命的不确定性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肯定人类理性作用的同时承认理性的内在局限性——人们只能运用有限方式去把握无限性，如果忽视这一特点就会破坏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平衡。哈耶克在蔑视理性力量的同时却高扬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忽视了个人欲望无限膨胀将成为风险社会的首要根源。 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性认识和规律性把握是降低发展代价、优化生命过程的前提。马克思的杀手锏在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它以其对现实的否定和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