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构成了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具有生态价值和自然资源的双重属性。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不当利用行为,不仅对生态平衡产生破坏,也极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风险。继2003“SARS”、2004年“禽流感”之后,2019年再次爆发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既有科学分析表明,人类史上屡次爆发的大规模病毒疫情与滥食野生动物不无关联,也不同程度地暴露出野生动物市场监管漏洞。事实上,我国自1988年以来多次修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至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从“保护资源”迅速切换至“禁食野生”模式。未来如何建立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体系,进一步优化综合协调监管体制机制,积极提升监管效能,尤为必要。本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进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从监管过程、对象、方式三个方面系统梳理建国以来我国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体制历史演进过程,并从社会风险、市场地位、监管工具三个层次对其变迁逻辑作出分析。同时在尝试对其监管体制运行中尚存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与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体制发展目标与优化路径。本研究拓展丰富了既有的野生动物市场监管研究视角及相关理论,聚焦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体制分析,旨在进一步推进我国野生动物监管体制持续优化。研究认为,建国以来,我国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体制分别呈现出指令型、混合型、监管型三个阶段性特征。受权力分配的分散性、监管对象的弱独立性、监管工具的高行政依赖性以及监管基础的薄弱性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体制运行中存在监管机构融合度不高、外部监管手段缺失、监管能力相对不足、政策协调统一性弱等问题。未来构建应强化野生动物集中与分散协同监管的“竞合式模式”,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建议着重从健全市场监管的法律体系、加强市场监管的执法力量、完善野生动物外部性监管、理顺监管机构的权责关系等方面对其进行优化,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及整体性,处理好政府、市场、公众之间的关系,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治、社会监督的多元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