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框架下的普遍实践,对于推进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农地流转不仅具有实践层面的普遍性,同时兼具理论层面的探索价值。大量的研究从古典经济学视角出发,针对如何对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农地进行优化配置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一系列围绕产权界定、市场完善和政府介入的实践优化路径。从研究方法上看,诸多研究基于大样本面板数据和复杂的计量分析方法,展示了农地流转的基本情况,为认识和理解我国农地流转的基本面提供了依据。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有别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推论,受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我国农地流转依旧存在显著的内生型特征,即农地流转基于充满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展开,具有交易范围小、交易流程简约、人格化特征突出等非市场特征。从调查分析的过程和结果看,农地流转是作为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共同作用形成的实践行为,是两者力量博弈的综合结果,因此单纯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为何内生型农地流转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且稳定运行的事实。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大样本数据和计量工具极易导致研究陷入统计平均化的分析误区,难以捕捉农地流转过程中诸如农户关系、日常往来和交易过程等大量有用信息和细节,因而无法支撑更深入的理论解释。基于上述现实关怀和理论与方法上改进优化的可能性,本研究将重点探索内生型农地流转的嵌入性和在地化,通过解释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改进,深入探讨当前我国内生型农地流转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进而为农地流转实践和乡村治理优化提供启发和借鉴。本研究在全面回顾和评述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了“内生型农地流转”、“流转网络”、“社会关系”、“嵌入性”和“在地化”等概念,并以中部地区的一个自然村（黄荆村）为研究对象,收集了341户家庭的社会关系和农地流转长期数据,构建并描述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三个时间点的农户社会关系关系网络和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基于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系统剖析家庭分工决策下的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的形成机制,并通过关系嵌入效应和结构嵌入效应分别论述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对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搭建了QAP、TERGM和STERGM的实证分析框架分别检验了农户社会关系网IV络对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效应变化,得到的主要成果和结论如下:第一,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小世界”特征弱化,血缘和地缘关系社群松散。2000年黄荆村的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具有较高的平均聚类系数和较短的平均路径长度,反映了“小世界”的特征。然而,随着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活跃的节点数量的减少,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平均聚类系数总体上表现为下降的态势,平均路径长度则表现出上升的趋势。网络内节点连接关系的消失速度超过网络规模的收缩速度,集聚性变得不明显,连接功能越发不完善,网络“小世界”特征正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此外,2000年黄荆村农户社会关系网络都具有较为明显的血缘和地缘社群特征,普遍表现为一个巨大的离散社群和若干个小的分散社群以及少量的孤立点。然而,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内形成了更多的小规模社群甚至孤立点,网络结构上更为离散。从网络整体结构来看,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密度普遍较低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表明农户家庭之间共同形成了一个非常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该网络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松散,村庄内农户社会关系趋于分散化和原子化。第二,邻里关系淡化,血缘关系依然亲密。在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内部变化方面,农户邻里联系网络随时间变化最为明显,其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性出现大幅下降,维系农村社区的邻里联系遭到严重破坏,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而农户人情往来网络和信任互助网络的变化较小,规模缩小相对不明显。基于血缘和亲缘产生的人情往来关系仍然在村民日常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后期的农户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三,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中局部社团结构显著。2000年黄荆村内的农地流转较少,参与流转的农户分散在各个生产小队,从而表现为网络中存在多个较小的离散连通片。随着农地流转的不断发展,种粮大户的不断增加,早期小农户之间的农地流转逐渐变为小农户与种粮大户之间的流转。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中周边局部地区的越来越多的小块连通片逐渐依附于“枢纽”节点（种粮大户）,网络连通片数骤减,导致网络中显著出现几个较为集中的局部社团结构,而网络连通片熵在不断增加,表明网络中局部社团的规模差异较大。第四,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结构异质性突出。2000-2020年黄荆村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中的节点入度和入强度的异质性在不断增大,表明网络中节点的地位差异逐渐变大,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整体结构的不平衡性在进一步加剧,一些经营农地面积多的农户在网络中的控制农地资源的能力越为凸显,也导致了网络内部流通方式单一、抵御外部风险能力有限等问题。第五,农户社会关系网络与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之间具有关系嵌入效应。2000-2020年间农户社会关系网络与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之间具有正向相关但呈现递减趋势,其中,人情往来网络和邻里联系网络与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的相关系数逐渐下降但一直保持显著正向相关,而信任互助网络的相关性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不显著,表明农户社会关系网络与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之间的关系嵌入效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减弱。主要原因是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受到市场化冲击正在逐渐减弱,导致其对内生型农地流转的影响显著下降。第六,农户社会关系网络与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之间具有结构嵌入效应。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农户结构特征对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存在显著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高度中心性的两个农户之间更容易发生农地流转,中心度越高的农户越倾向发生农地流转,且在农地流入方面更为活跃,从而拥有并控制较多的农地流转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社会关系网络与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之间的结构嵌入效应有所减弱,其中,邻里联系网络对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的影响减幅最为明显。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可能贡献之处在于:一是以一个村庄的自发农地流转本土实践案例为背景材料,在此基础上基于嵌入性理论阐明了农户社会网络对内生型农地流转在地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并从动态网络视角比较分析了一个村庄内的农地流转网络随时间变化而表现出的复杂性及其整体或局部演化过程,弥补了自发农地流转在地化过程和村庄尺度农地流转研究的不足;二是提出和建构了农户社会关系和农地流转网络的嵌入效应分析框架,该框架融合多学科理论,具有处理复杂系统的特点,适用于解释当前内生型农地流转的在地化过程;三是提供了内生型农地流转网络的实证分析模型,并且嵌入了动态性因素,能够检验出各种网络自身结构、行动者属性在网络形成过程中发挥出的不同作用,从而有利于更深入地阐明潜在的内生型农地流转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