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社会性服务业的依托载体，其供给及空间分布事关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是战后西方国家城市科学相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关，社会经济体制综合转型改变了供给模式的主体结构及相应的制度设计，使转型期以来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表现出与计划经济时代截然不同的特征和问题，甚至会作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凸显出来。国内直接以公共服务设施为主题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集中在设施规划、融资及空间布局评价等方面，零散的见诸于相关文献，而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涉及供给主体结构及运行机制制度安排的综合供给模式演变研究仍未系统展开。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理论视角开展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转型研究，丰富转型时期“非经济层面”社会问题理论研究。　　 本文选择居于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前沿的广州为研究对象，采用宏观和微观、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社会调查、事件史分析等多种研究手段，对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现状格局、供给模式变化、特征及演进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文章首先讨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内涵及本文研究对象界定，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其次基于从计划到市场的演进路径，分别探讨转型前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特征及供给模式，然后结合案例重在分析转型期以来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变化及形成机制，最后论文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重构转型期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并总结论文的研究创新和不足，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整体化社会结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主体单一，政府垄断供给决策、生产提供和监督全过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单一，供给过程效率低下，服务效益不高，空间分布机械化均衡特征显著。(2)社会经济体制的综合转型改变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主体结构及相应制度设计，政府公共组织、市场企业组织及社会非营利组织和公众，作为独立利益主体参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利益定位和实现机制的差异，重构了传统供给模式的制度设计，形成了基于差异化利益定位的供给决策机制、决策与生产垂直分离的提供机制和开放式供给的全方位监督机制；多元化参与主体促成了多样化的供给模式，形成了政府主导(G-G)、市场主导(M-M)和社会主导(S-S)三种主类供给模式及政府委托市场(G-M)和政府委托社会(G-S)及政府规制下市场主导(M-G)的三种亚类模式。政府-市场-社会(G-M-S)合作联动模式理论上是协调三方利益的最佳机制，是转型期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重构的理想模式；(3)基于GIS空间分析和社会分异评估，发现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不均衡，不同阶层居民所拥有的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机会及不同类型社区所俱备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都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过程中“人的不公平”和“地的不公平”同时存在，社会分异特征显著，与计划经济时期相对均衡的空间布局截然不同，由此表明供给模式变革是转型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不公平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4)转型期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形成体现了结构—能动性互动机制，是政府制度与政策的结构性制约与市场企业组织、社会非营利组织及公众的主体能动性在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过程互动、冲突及博弈的结果，其本质就是不同参与主体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体现了结构与能动性的互动特征。(5)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转型存在显著的负面效应。供给模式转型丰富服务设施供给类型、提高供给效率和服务效益；但也存在显著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市场主导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公众诉求难以有效表达；公权与资本相结合使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与需求相脱节，市场机制引入加剧其空间分布不公平，基础性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中的政府投资不足，供给模式决策机制中的公众参与制度设计不合理及供给过程缺乏有效监督等。(6)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构建公众需求导向的政府主导嵌入式网络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协调多方参与主体的利益定位和实现机制，促进转型期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公平有效供给。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1)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作为单独研究对象，构建供给模式的系统研究框架，丰富转型期“非经济层面”社会问题理论研究；(2)注重过程研究。基于不同供给主体利益协调机制变革分析，重在探讨供给模式演进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功能-角色转型及作用机制。(3)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重构转型期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