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尤其是主流媒体在涉外争端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媒介话语如何策略性地呈现涉外争端中的权力主体和争端事项,这在传播学上依然是一个了解甚少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质性的话语分析为主,并结合量化的框架分析,以“南海仲裁案”中《人民日报海外版》在争端事件中的语篇话语为例,对涉外争端中主流媒体的语篇话语及话语策略进行探究。本文首先根据“过程—事件分析”模式,将长达四年的“南海仲裁案”划分为争端初期、争端中期和争端末期三个阶段。进而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涉外争端各个阶段中,宏观层面的报道量与及时性、中观层面的介入因素和框架策略、微观层面的语篇话语与事件进展相结合,发掘媒介角色演进及影响因素,并提出涉外争端事件中主流媒体话语策略的三种职能。主流媒体“以言行事”,定义、修复、补充涉外争端的新闻报道以及当事国政府争端立场的合理性。同时,这三种职能描述了主流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受到事件发展和政府立场态度的双重牵制下,做出微观的话语变迁和框架化过程。当事国的“专家学者”扮演了争端议题上的“代言人”角色,政府官员是“主要的新闻定义人”,对传媒的话语策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传播媒介选择性地报道争端议题的各方,实现对争端议题的策略化呈现。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2013—2016年争端演进节点上的7篇报道,深入到语篇文本当中进行系统的话语分析。研究发现:涉外争端的媒介话语呈现具有明显的态度意向性,是一个意义制造的过程。通过道义标签和隐喻达到对当事国的身份呈现;借助隐喻的方式和“原型沉淀”的惯用语和歇后语达到约定俗成的语义联想;通过道义情态动词建立归责机制,实现对所在国应对措施的合理化;使用预测性情态动词传递言外之意。新闻媒体与当事国官方言论建立互文性,实现媒介在争端议题上的代议职能。媒介话语按照一般性论证模式,将官方政治立场嵌入具体的时事报道上,媒介话语借助归因机制向主旋律和主流意识形态合拢。本文提出了传播媒体与政府、传播媒体与争端事件之间的关系模式图,这增进了我们对涉外争端媒介报道的角色定位,为我国在今后的涉外争端中更有效地借助媒体的力量实现战略传播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