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人权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人权外交也开始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由于其特殊的国际地位与特殊的思想传统,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显得尤为突出。由此,考察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动因与特点,无论就学术价值或是现实意义而言,都有着相当的重要性。本文在考察美国人权外交的政治与文化根源及其决策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详细回顾了1980-2008年美国人权外交决策的历史,并重点关注了美国对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外交决策。文章首先分析了美国人权外交的动因,指出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人权外交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关注了国会、人权利益集团等参与人权外交决策的相关部门及其倾向。其次,文章的主体部分梳理了从威尔逊总统任期至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各个阶段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贯穿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实施始终的总体特点。进而,基于中国的国情与国际地位,文章还重点关注了美国对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人权外交政策,这一部分的案例分析也印证了本文的基本观点,即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结合了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这两大因素。总体而言,文章认为,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体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的统一,服务于美国维持霸权地位的总体战略目标。一方面,冷战后期,美国为争取冷战中的有利态势、维护其相对于苏联的霸权地位,实施了具有较强针对性与选择性的人权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后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推行的人权外交政策,也以巩固其冷战后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防范对其可能的挑战为目的。最后,文章指出了美国人权外交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所遭遇的困境,人权外交政策的困境从更大的层次上折射出美国权力的边界、美国整体外交政策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仍需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