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从产程开始到胎盘脱落，产妇顺应自然的力量，如同“瓜熟蒂落”，将胎儿带到这个世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或几天的时间，分娩所承载的内涵却异常丰富。本文以“分娩”为切入点，运用妇科的规训理论，选取山东省F市A镇N村为田野点，通过人类学视角，试图经由女性身体的“医疗化”去探索当下中国国家权力、社会及文化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以及在种种“规训”下女性身体面临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女性沿袭了传统分娩形式，即请产婆来家里接生。而“新政权的决策者将生育问题当作严肃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来对待，保护母婴健康受到特别的重视”，随后，各地乡镇积极展开接生员的培训工作。培训上岗的接生员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生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九十年代中期，政府解散了接生员队伍，大力推行全面的医院分娩。时至今日，在我所在的N村，想找一位在家分娩的年轻妈妈已无可能，想要去看看老接生员们之前助产用的“小包裹”亦绝非易事。　　通过研究表明，国家制度将产妇由熟悉的家庭空间带到陌生的现代医疗空间，完成了其对人“生”的现代化控制。失去“熟人”的心理安抚，产妇将身体交给陌生的西医大夫，内心的焦虑转化成了对权威的服从。分娩从家庭空间转移至现代医疗空间的过程，便是中国语境下国家对女性身体所作出的规训。在消费主义的当下，受广告媒体等的影响，女性积极地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渴望获得“美与现代的身体”，在分娩场景下也不例外，女性陷入一种“美”的束缚之中。　　分娩，这个对于女性，对于家庭，对于社会，乃至对于整个国家都至关重要的话题，大部分时间仅出现在与医学相关的杂志或文献当中，对于它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讨论却少之又少。笔者希望通过人类学视角、从社会文化领域对分娩行为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为分娩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角度，力求为身体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些许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