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自西方古希腊产生以来就具有运用理性对“形上之在”形成知识的理论特质,更要求“形上学”建立在绝对、无限的本体根基之上,否则,形而上学的知识大厦就会失去了稳固的地基。古希腊超现象的“本体”是哲学的根基,中世纪上帝是神学的根基。近代认识论转向,“根基”便由超验本体转向了人自身。近代经验论以人的感觉为根基,建立起“外在经验”的形而上学,而唯理论则以人的理性为根基,建立起“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同时它们在建构中均与自然科学和数学之间保持着同构之维。休谟的怀疑论不仅让知识论陷入了时代的危机之中,而且也让哲学家们按照科学模式来建构形而上学的哲学理想化为泡影。于是,超越科学、为科学奠基的“未来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成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任务,自康德决心要重树未来形而上学的“地基”开始,便演绎出了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根基”建构的逻辑进程。德国古典哲学起于康德的先验哲学,经费希特的知识学和谢林的同一哲学,完成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其中每个形而上学形态都蕴含着作为“科学的科学”的知识性理论特质,它们都试图以体系的完整性来保障形而上学知识的真理性,而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围绕着一个确定的“根基”才能得以完成。康德重新审视了主体之中的认知能力,用“先验自我”的各种认识形式来统摄经验质料,从而将未来的形而上学建构在人的“先验根基”之上;费希特将康德的“先验自我”推向“绝对自我”,让“绝对自我”的能动设定活动成为产生一切知识要素的基础,使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统一于以“绝对自我”为根基的知识学体系之中,结果使得形而上学的“根基”达到了主体之中的绝对之境;谢林超越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存在论立场,试图将客观的自然界和主观的自我意识统一于“同一理性”的“绝对”之上,从而形成了以“绝对同一”为根基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黑格尔反对谢林的主、客观的“无差别的同一”,让“有差别”主、客观在“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中完成统一,从而完成了以“绝对精神”为根基的思辨形而上学的体系建构。逻辑学、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分别成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发展过程中展开的三个有机环节,从“绝对精神”反观整个宇宙的发展进程,任何具体的、历史的存在,不过是走向“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和阶段,这便为我们认知世界提供了一种带有目的论的神性目光,绝对精神的理性内容替代了上帝创世的主观意图,最终完成了将形而上学的根基提升为神性的哲学使命。深入剖析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根基”发展的逻辑进程,我们会发现其自身的变革逻辑,并伴随着自由观和历史观的演变逻辑。具体表现为:一是“根基”本身由康德的先验人性向黑格尔的思辨神性的不断演进,呈现为由人性不断退却、神性不断生成的逻辑跃迁;二是“根基”与人性自由相伴而行,“根基”由人向神的发展进程中人性自由也随之由先验的形式自由向绝对精神的伦理实体自由的不断演进;三是随着“根基”迁移,主体的自我意识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达成主、客观内容的统一,历史观也呈现出理性主义的逻辑建构。我们知道,当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在完成了西方理性的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宣告了它的终结,而拒斥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各种哲学也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根基”,叔本华用“意志”取代黑格尔的“理性”根基,开启出非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现代之路;费尔巴哈用“类本质”让黑格尔的理性根基由神向人自身还原,用人性的秘密揭示上帝神性的秘密,最终完成了“上帝人本化”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进一步将黑格尔的“理性”根基向人的实践本性回归,从而确立起以“实践”为根基的唯物史观。通过对德古典哲学形而上学根基自身演绎逻辑的研究,不仅会让我们从“根基”的视域来重审马克思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哲学变革,而且由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根基”本身就是“科学何以可能”的根据,这更会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哲学与科学之间的本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