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超越了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的十九大贯彻发展新理念,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创新摆在了国家建设重要战略位置。企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主体,我国高度重视企业研发活动。为了提升我国企业的研发水平,同时弥补研发活动中潜在的高风险有时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政府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如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实施各种科技专项计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等。但政府的一系列举措是否诱导了企业研发活动的投入,并最终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在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主要包括政府直接拨款、政府采购、税收优惠、贴息和资本金注入等形式,本文将重点关注和比较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两种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首先从市场失灵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企业资源基础观理论、投入产出理论等方面论述与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绩效相关的理论基础;其次,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内涵及方式、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概念及影响因素进行阐述;然后,基于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进一步探索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企业自身规模和生命周期阶段等因素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概念模型。采用沪深上市公司制造业2013-2015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重点探讨了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以及两者协同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激励效果,并对研发投入在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绩效影响路径中的作用进行验证,以及对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企业规模和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对政府直接资助、税收优惠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并得出本研究相关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对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协同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关系中具有替代效应,而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关系中替代效应不显著;在政府直接资助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过程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而在税收优惠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过程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此外,政府创新激励政策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分别受到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企业规模和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政府直接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效果更好,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没有受到市场化程度的调节;针对企业的不同规模,政府直接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在小规模企业效果更好,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在大规模企业效果更好;针对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均对处于淘汰期的企业效果更好,对处于导入期的企业效果更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