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受贿犯罪形势也更加严峻。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践中涌现了很多新型受贿案件,针对这些新型案件如何处理的问题,刑法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很多新观点、新主张。另外我国于2003年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我国现行立法与《公约》的接轨问题,学者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笔者拟从中国受贿罪立法的演变过程出发,主要论述学术界对现行受贿罪立法中四个构成要件的理解而形成的不同观点,并最后提出笔者认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公约》规定的法律精神一致的立法完善方案。本文分为正文和结论两部分。正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论述了中国受贿罪立法的演变过程。我国规定受贿犯罪的刑法规范,一般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1952年4月制定的《惩治贪污条例》是我国第一个规定有惩治受贿犯罪内容的刑法规范。此时受贿罪还未单独成为个罪,而被视为贪污罪处罚。79年刑法对受贿罪单独规定,但是把贪污罪和受贿罪分别规定在不同章里。经过司法实践十几年的发展,97年修订刑法最终将受贿罪与贪污罪列入同一章中形成了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第二部分是全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受贿罪在四个构成要件方面的特征及理论界相关争议作出论述。首先是主体问题,重点论述了我国现行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内涵和外延的具体规定,对“从事公务”的不同观点进行分析并提出笔者的看法,特别论述了新司法解释中“特定关系人”的主体地位问题。其次是主观方面的问题。论述了受贿罪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再次是受贿罪侵犯的客体问题。简要介绍并分析了学术界的三种不同观点即简单客体说、选择性客体说和复杂客体说,推论出笔者对简单客体说中的“国家廉政制度”主张的认同。最后是客观方面的问题。分为四个问题论述,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正确理解、贿赂的具体范围、索贿行为和收受贿赂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含义及地位分析。第三部分是通过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罪主体、贿赂范围问题上的具体规定,论述我国受贿罪立法完善上应该适当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并明确主体范围的判断标准,适应中国国情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到“财产性利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对理论界完善受贿罪立法的方式上出现的三种不同模式分析的基础上,论述建立受贿罪系列罪名模式的优越性和可行性。并提出增设特定关系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论述我国目前受贿罪以数额定罪量刑的模式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增加其他量刑情节的现实必要性。结论是对全文的论述方式和最后提出受贿罪立法完善方面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