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明显的家户底色,家户不仅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微型“细胞”,也是国家实施治理的基本单元。而在诸多不同类型的家户中,大户由于其独特的村庄地位和功能优势,往往更容易在当地形成权威,并在村庄治理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但从清朝末年到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局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中央权力对地方人才的吸纳机制也经历多次转换,这对传统农村大户的权力获取路径和运用形式都带来不小的冲击。因此本文以传统时期浙江绍兴安桥头村的大家户鲁家为考察对象,探讨在国家政局转型时期,随着国家吸纳能力的变化,鲁家大户的权力获取路径和运用形式的更迭。根据不同时期国家政治吸纳背景的变化,本文相应地将大户权力的获取分为三个阶段:大户权威的形成、大户获权路径的更改、大户权力的异化。本文发现,在清末民初时期,政府对绍兴地区乡村的控制程度较弱,鲁家的老当家人通过继承祖上赋予的宗族身份、经济实力和家族声望,来形成非正式的地方权威,并在村庄的纳税、抽丁、摊派和公益救济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到了民国中后期,随着国家对乡村的渗透力和吸纳能力增强,鲁家的新一代当家人除了继承祖业获取地方权威,还能凭借已有的资源参政获取当地政治权力;但在国家强化对大户政治吸纳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诸多非制度化因素的影响,当地的政治吸纳程序呈现出半制度化特征,由此产生的各方压力也促使大户权力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异化,并导致鲁家当家人的权力运用变得更具逐利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结论是:从晚清到民国中后期,随着国家政治吸纳方式的改变,大户权威实现了由村庄内部的非正式权力向地方政治权力的转变,其获权路径从继承获取这一非制度化渠道转变为选举参政的制度化渠道。但由于当地政治吸纳程序的不完全性和家户单元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原先的非制度化手段依旧存在于大户后期的获权路径中,这导致国家对大户的吸纳只能停留于半制度化的状态,而由此伴生的人情压力和政治压力也最终促使大户权力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