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词叙录》是现存最早和最重要的关于南戏的文献性和概论性著作，一向受到戏曲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本文拟从文本的角度对《南词叙录》进行研究。 第一章提出作者归属问题成为近代徐渭研究中的焦点之一。骆玉明、董如龙著文提出大胆的怀疑，认为《南词叙录》并非徐渭所作，徐朔方则说骆董“言之成理，而证据不够充分”，依然坚持作者是徐渭而非陆采。文章简述作者的由来，并对此作出分析，认为学术界主流还是倾向于将徐渭看成《南词叙录》一书的作者。 第二章阐明《南词叙录》有很强的辑录性质。作为宋元明清四代唯一的南戏专著，它在戏曲理论方面的贡献是突出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建立戏曲理论核心，倡导“本色”论；确立中国戏曲创作两大方向：戏剧性和民间性以及自觉提升南戏地位等。 第三章主要说明徐渭之所以能够写出《南词叙录》这样富有独创性著作的主观原因。徐渭的人生经历和交游为《南词叙录》的创作提供了准备和条件。“利人皆圣”主张为《南词叙录》提供了思想指导。《四声猿》其实是徐渭戏曲理论的戏曲实践。徐渭的文学主张为《南词叙录》提供直接的理论借鉴。徐渭书画等形式为《南词叙录》提供艺术养料。成书与徐渭过人的艺术胆识和锐气不无关系。 第四章指明了《南词叙录》的成书，与明代中叶内忧外患的时局、兴起的市民经济、高压的思想文化控制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对于南戏而言，自身创作土壤的肥沃必然要求戏曲理论的指导，明中后期所特有的文人鄙视南戏和“以时文为戏”的双重逆向思潮同样刺激了一批崇尚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的民主先锋奋起著书，发表自我见解，徐渭就是其中较早觉醒并积极行动的艺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