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先生,四川邛州蒲江人,南宋中后期理学大家,与真德秀并称“真魏”,双峰并峙,一时瑜亮。魏了翁一生极力弘扬理学,为周敦颐和二程讨封谥号,大力表彰其功绩。嘉定十三年(1220年),宁宗赐周敦颐谥号“元”、程颢谥号“纯”、程颐谥号“正”,至此,三人的理学宗师地位正式被官方认可,而这也是魏了翁在理学道统方面的至大功绩。除政治生涯外,魏了翁在学术上也颇具建树。他服膺朱熹的理学,自认朱熹私淑,但并不墨守陈规。朱熹以“理”作为其理论的核心,万物一理,理一分殊。但万物除了有一“理”作为本然之体,还需要即物成事的“气”作为所乘之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道也,生物之具也”。所谓人者,“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立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人是性气相合产生的,性即理也,人同样也是理气作用的结果。既然有理有气,则必有理气先后,必谈理气动静。理、气本不可分离,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但若非要有个先后,朱熹认为“推上去说”则“理在事先”、理先气后。动静之于理气,则朱熹认为“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朱熹晚年意识到,谈理气先后、理气动静会带来更为不易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了心性论上“心与理一”的矛盾。而魏了翁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扬弃朱子理学的。魏了翁认同朱熹对“理”为“实理”的理解,并称自己的“理”为“古今至实之理”。他认为,朱熹的“实理”中包含物理与性理两个层面,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分别。前者侧重实然,后者侧重应然。朱熹谈“理”虽是物理、性理兼具,但通过修养功夫上的格物穷理致知,侧重物理的意味更为强烈。魏了翁认为,偏重物理是导致朱熹在心性论上“心与理一”矛盾的关键。他认为穷“理”所得,必要演物以及人,物理的意义所在,正是它之于人的性理。既然所致之知重在性理,就必须将穷理的重点放到性理上来,就必须要为性理的阐发提供可能。基于此,魏了翁提出要反求诸己、明心自识。既然存在之于人的性理之知,就必须存在一个有内涵的内在性维度,这也就是魏了翁“心”的范畴了。因此,魏了翁并不着重说明物理层面的“理—气”范畴,取而代之,“理—心”范畴才是化解理气动静问题的关键。为此,魏了翁兼具朱、陆在“心”范畴上的不同理解,认为“心即太极”；心“主天地,以命万物”；“亿万人而一心”,而“民心即天道”,从而将“心—天—民”统为一体。通过将心、天道、民心结为一体,魏了翁既强调不取消物理的意义,又将其统合于性理,作为心的内涵；既强调心具有天道作为权威和依据,又不失去一个更高的、超越论的、本体“理”一以贯之,作为“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既强调心与个人本心的血脉联系、感通自明,又不局限于个人主观之心,而必然具有向着本体之“理”超越的可能。通过“心—天—民”统为一体,魏了翁将个人之心与万民之心相连结；将功夫修养的心性论之“本心”与超越的本体论之“心”相连结；将这个万民同一之心与亘古永常的天道相连结。通过这种连结,魏了翁丰富了“心”的内涵,将本体论的理气关系通过“心”的发用,转变为“理—心”关系。通过“理”的一以贯之,心、天道、民心三者才能统为一体。而“理—心”关系也就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以此重新赋予“理”以能动性和绝对性,实现以“理—心”关系解决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的问题。进而魏了翁将“理—心”关系推至功夫修养论,以“明心致知”修正“格物致知”。他强调,要明心读经,明心就是自明本心,反求诸己；读经则是读圣经,返回到孔孟、六经和朱熹去。明心是因为心为万民所同即为天道、天理,读经则是因为圣经为万民所验证,乃是民心的体现和经验总结,二者都是性理所致,通过明心读经实现明心致知。魏了翁认为,朱熹格物穷理所致之知,终要回到日用庸常的人伦中去理解,而明心读经致知本身,就是对人伦性理的直接揭示,后者是对前者的极好修正。但我们也不难看出,明心致知与格物致知,只相辅不相成,互不矛盾却也不能相互取代,鹤山的方法虽然更加贴近主体的伦常现实,却没有延续宋明理学穷天人之际的理性精神；朱熹的策略虽然路径曲折,却蕴含着一种建立站在“理”之高度上的哲学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魏了翁虽然更高的站在了朱熹的肩膀之上,却没有看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