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学自草创起便走过了一段漫长且坎坷的学术发展之路。这一学派由草创至繁荣,都为社会潮流所裹挟:其一:汉代以来日益蔓延的训诂之风及佛教的传入致使儒学发展内外交困,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其二:官方对学术的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一时期各个学派的发展。这两点原因一方面促使儒者们进行儒学内部的创新,一时间学统四起;另一方面又预示着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将深受政治影响。而终两宋之际,王安石新学一直受官方支持,这自然造成洛学学说的长期被压抑。再加之新学与洛学之间的党同伐异及新学的异化,两家之分歧日臻激烈。然而,洛学尽管处于这样的厄运中,却还是完成了它发展至精微的理想,虽历经沧桑却最终一灯不灭,甚至构成了南宋儒学的强势话语。究其原因,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程门弟子对师说的笃守和发扬,没有他们在学统上的传衍接续,洛学很可能陷入杨时所说“泯灭而无传”的境地。但仅如此还不够,南渡之后,洛学地位得以迅速提高,也源于程门弟子借助政治优势,这才使得洛学短时间内突出重围。此处,就不能不提及杨时。相较于其他程门弟子,杨时既于洛学群体中深孚众望,又于当时的朝堂之中有一定话语权,也正是他从政治到学术对王安石全方位的攻击,才使得洛学在南渡后高宗欲变更国是之际,得到朝廷的重视。故而若要探寻清楚洛学的这一具体传衍过程,无论如何也不能跳过杨时。基于此,文章将以杨时为中心展开论述。杨时于洛学危难之际积极卫道,为洛学之传衍作出巨大贡献。不过,杨时所有的学术活动并非是毫无精神支撑的。事实上,他强大的问题意识才是促使他行道不辍,构成他学术活动风格的主因。因此,在文章的第一章,笔者将详细论述“杨时的问题意识”。在这一问题之下,笔者一方面试图辨明杨时问题意识的来源及内容;另一方面试图辨明“吾道南矣”这一经典话语究竟能否作为杨时问题意识的来源。及至第二章,笔者将详细阐述杨时与关学的具体争衡。在这一问题之下,对“关学源自于洛学”之论及杨时质疑《西铭》这两大重要事件进行再辨析,以期通过这两大主要争衡点初步概括出杨时之学术性格:斗争意识较强。而正是这一斗争意识使得杨时在批驳其他学派时主观意识较强,往往产生一些不实之论,这一点在他对新学的批驳中表现最为突出。故而在文章的第三章,笔者将详细分析杨时对新学的抨击,围绕着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重要事件展开论述。到第四章,笔者返求杨时对洛学内部学理及学脉的传衍之功绩。因为其被后世推为“南渡洛学大宗”,绝不可能仅仅因为几句批判关学或者新学的话就可以高居首位,最重要的必然是要于洛学内部的义理上有所建白。故而此章中,笔者围绕杨时在学理上以心性论为核心的洛学复振以及学统上的重要贡献进行分析,从而论证杨时确实于洛学内在的张扬贡献颇多。最后,在辨析完杨时批判关学、抨击心学、以及对洛学的本身推阐后,需要对杨时其人进行一宏观把控,而这也是文章最后一章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对杨时之评价是基于笔者在前四章所论述的学术活动中所兴发的优缺点,并非空论。以上,即为文章的总体脉络,而通过这样的详析,笔者也希望我们对杨时其人其学能有更为立体、更为公允的判定。过誉过毁,皆非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