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上海——中国大陆地区最具现代性的城市,考察非本地户籍城市外来人口如何在上海的现代城市文化场域中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以及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为外来人口(族群)提供什么样的文化场域以帮助外来人口(族群)重新构建合理的身份认同。之所以选择研究身份认同这一问题,不仅因为现代性本身给人所带来的各种诸如疏离感、意义的失落、心灵的飘泊等负面效应,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份处在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的认同危机中,还因为当代身份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社会中塑造成的、以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一旦人们丧失了身份感,即一种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丧失时,也会产生一种自我身份认同危机。　　外来人口进入上海时,“公民身份”的认同是外来人口自我身份建构的最初动因,也是允许外来人口以“个体”形念进入上海的重要依据。个体在身份的显要序列中需要确认既有身份(进入上海城市文化场域前)与“新”的身份(进入上海城市文化场域后)。“公民身份”即外来人口与上海本地人口最一致的身份,这与上海的“市民身份”有时会存在现实冲突与制度隔阂,比如上海的户籍制度与外来人口的准入制度;或者忽略“公民身份”与“市民身份”的冲突,认同上海“特有”的城市文化。　　但由于“上海话”对于外来人口习得的艰难程度,以及“海派”文化自身的不兼容性,笔者认为,外来人口会被迫形成某种“亚城市文化”的“族群”身份认同,试图通过这一间接方式完成在上海城市文化中的自我身份建构,即“同乡”族群的重构和“杂居”族群的创生。在同一族群的不同的外来人口间的角色互动过程中,个体间能否重构对既有同一族群的身份认同,来实现自我的身份建构,或者通过不同族群间的杂处、交流,创生新的族群认同,以实现自我身份的社会定位。　　与此同时,城市文化在对外来人口的身份建构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有两种:控制和包容。控制的方式又分为两种:排斥和同化。本文以农民工为例,因城市规模迅速扩张,急需大量底层劳动力,但是,又不愿意让这些劳动力对城市文化形成积极的身份认同,将其排斥在城市文化场域的外面,造成农民工身份建构失去方向,熟悉的场域终将离去,陌生的家乡充满恐惧,最终的目标自己并不想去,自身却无法停留,只能处于无休止的“漂移”中;以大众文化、消费认同为例,勉强留在城市文化场域中的外来个体又无法建立有效的自我身份认同,与此同时,城市文化又通过提供一种“虚假”的一致性来对这些外来个体加以控制,通过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将麦当劳式的快餐文化灌输给外来人口,消弭他们与本地人、本地文化间的种种差异:一系列趋同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将之前种种自我实现的期许的不断落空加以填补,将外来人口自我身份建构的路径牢牢限制在“安全”的轨道上。因此,以上两种控制方式最终都阻碍了外来人口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建构。　　而异质性共存,是城市文化对外来人口身份建构所采取的一种包容方式,它同时也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文化建设构想。从个体层面谈,城市文化的构建必须以个体自我价值实现为旨归,建立无论是外来人口,还是本地人的一视同仁的、公平、公正的竞争与救助机制,规避“免费搭乘”与“欺凌弱者”的社会现象;从群体层面谈,城市文化的构建应当包容,甚至鼓励外来人口积极形成对既有族群的身份重构,建立相应的社区组织,使得不同的族群通过杂处、交流而形成了新的“族群”认同。因而,异质性文化的共存能够为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和建构提供一个理想的现实城市文化场域。　　根据对上海这一最具现代性特征的城市文化的考察,通过对上海城市的外来人口身份认同与建构状况的研究,希冀能够得出一种具有普适性并可操作的身份建构路径,以此缓解现代城市文化背景下外来人口越演越烈的身份认同危机问题,这不仅对现代城市自身发展以及外来人口的管理模式能起到了颇具现实参考的实践意义,也将有助于城市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使城市凝聚向心力,并通过价值重叠,最终构建一种更深层次的异质性文化共存的现代城市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