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数量伴随着易地扶贫政策的开展而与日俱增,逐渐成为我国各类社区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相比国内其他发展成熟的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面临着融合问题,秩序重构难以实现。如何建设一个平稳运行的社区共同体,重构社区秩序,需要根据社区治理主体与互动机制的变化,积极的革新治理模式、领导方式与组织方式,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区共治格局。为深入探析研究对象形成完整论述,选取云南省木城社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访谈法、观察法等方法,将视野聚焦于云南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探究村庄秩序及其现代化转型、易地扶贫搬迁下村庄向社区秩序的转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秩序重构的实践、社区秩序重构面临的困境以及社区秩序完善的路径。就主要内容来看,第一部分论述传统村庄秩序的生成模式和核心要素,探讨现代转型背景下的村庄秩序,形成关于秩序重构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论述易地扶贫搬迁下村庄秩序向社区秩序的转变。首先,基于田野调查数据讨论木城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发生;其次,从关系叠加解构、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互哺、权力形塑、权威分化等方面呈现搬迁发生后村庄秩序向社区秩序转变过程中核心要素发生变化的部分;最后对该社区秩序重构实践进行总结,为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面临的秩序重构困难做铺垫。第三部分结合调查情况从制度规则、社区共治网络发展、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网络空间、社区认同感等方面论述社区秩序重构的困境。第四部分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秩序重构困境,提出社区秩序完善的几个路径:加强制度设计,发挥治理合力;坚持完善居民自治制度,构建成熟的社区自治秩序;创新基层政府机制体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激活社区内生性资源,重构内生秩序;重构具有共识性的社区文化,提高社区凝聚力。在当前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中,政府作为治理主体,通过行政力量与资源的强势输入,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型社区构建了外生秩序所需的制度环境,但其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忽视了社区内生秩序的发展情况,压缩了内生秩序的生长空间,内生秩序与外生秩序无法真正融合,导致社区秩序重构困难重重,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因此,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秩序重构研究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