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医改的不断进行,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主导地位逐步加强。2009年,我国政府卫生支出为1552.53亿元,占比卫生总费用为27.17%。而在2016年,我国政府卫生支出为13910.31亿元占比卫生总费用分别为30.01%。政府卫生支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自新医改后呈现跳跃式的发展。然而,在政府卫生支出不断提升的同时,“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是政府卫生支出的规模不够?政府提供的卫生投入,是否会改善健康水平?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是否会拖累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现有的关于政府卫生支出的研究,往往单一的基于财政学或卫生经济学体系。基于财政学的研究,往往关注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或是关注与政府卫生部门与其余部门效率的比较。基于卫生经济学的研究,往往关注政府卫生支出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或是政府卫生政策调整的研究。实际上,健康水平与经济增长两者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依据单一理论基础所得到的结果往往存在偏颇,对于政府卫生支出的研究更应该同时关注其健康产出和经济产出。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不足,本文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文献评述部分。对文献进行梳理,了解本课题相关研究的历程和前沿。其次,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先从理论角度分析政府介入医疗卫生领域的原因,再从政府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和经济产出两个角度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再次,实证部分。先从政府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分析着手,明确各因素对政府卫生支出的作用机制,再从经济产出和健康产出两个角度实证分析政府卫生支出的规模效益,并明确规模的调整方向。基于该思路,本文进行如下创新:1.综合考量政府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与经济产出,分析政府卫生支出的适当规模,并且得出我国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应增长至占比GDP3.4%。2.在政府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目前大多研究存在忽视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政府卫生支出的跨期影响考虑不足、影响因素选择不够系统,以及忽视区位因素等问题。本文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完善政府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对各因素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3.对各国的医疗卫生“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效率指数分解,发现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规模效率落后,并对高效率国家中的卫生体制和政策具有的共性进行总结。具体的,本文内容如下:首先,采用2005-2016年期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医疗卫生服务的供方和需方选择解释变量,对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政府财政政策存在连续性,以及模型设定中存在的内生性,研究采用一阶差分GMM方法。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需方有影响的因素包括:人口因素（城镇化率、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二氧化硫排放量）;对医疗卫生资源的供方有影响的因素包括:提供卫生服务成本（卫生人员数量）、经济因素、环境污染因素,和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水平（传染病感染率和传染病死亡率）。而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样本所得的实证结果与总体样本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政府教育支出和卫生人员数量对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机制不同。其次,在经济产出视角下对政府卫生支出规模研究的部分,本文还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政府卫生支出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显示,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水平的影响存在双门槛,门槛值为66.46元和118.7元,当人均政府卫生支出高于118.7元时,政府卫生支出的经济产出效率最大。通过实证结果发现:1.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是生产性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在经济产出的层面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并不存在边际产出递减的特征,因此增加政府卫生支出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再次,在健康产出视角下对政府卫生支出规模研究的部分,本文采用宏观健康生产函数就我国2005-2016年期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采用死亡率作为健康水平的代理变量时,我国的政府卫生支出存在两个门槛。当政府卫生支出占比GDP小于0.7%时,其效率最高,对国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作用最为明显;当政府卫生支出占比GDP介于0.7%与1.8%之间时,其对国民健康水平的影响次之;而当政府卫生占比GDP大于1.8%时,其对国民健康水平的改善作用最小,但仍具有改善作用。采用孕产妇死亡率作为健康水平的代理变量时,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对健康水平的影响存在两个门槛。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占比GDP介于1.1%与3.4%之间时,政府卫生支出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最为明显;当政府卫生支出占比小于GDP1.1%时次之;当政府卫生支出占比GDP大于3.4%时影响最低。对政府卫生支出健康产出的规模效应研究,本文采用了DEA-Malmquit分析方法,选择我国、OECD国家、印度、新加坡,以及俄罗斯共40个国家进行分析。投入指标方面,本文选择医生数量、护士和助产士数目,以及医院床位数这三种间接投入作为投入指标。产出指标方面,本文选择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数量,以及婴儿死亡数量作为产出指标。DEA指标显示,2000-2005年处于效率前沿的国家共有7个;2006-2010年处于效率前沿的国家共有8个;2011-2014年处于效率前沿的国家共有8个。而我国在三个阶段中,DEA效率表现始终落后大多数国家,规模效率是制约我国卫生系统“投入—产出”效率的关键。这表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增长方式还是相对粗放的,虽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大,但产出水平并未达到最优。基于上述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卫生支出政策:第一,我国应加大政府卫生投入。我国在确定增长政府卫生支出的基础上,可以设定政府卫生支出占比GDP3.4%作为门槛,对政府卫生支出的提出阶段性目标和警戒线。对于政府卫生支出边际产出最高的西部地区省份,其存在地方政府资金难以配套,公共卫生基础较差,医疗卫生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相对较低等,健康水平较差等问题,但考虑到西部地区的卫生投入效果最为明显,政府应进一步在财政方面对医疗卫生资源进行倾斜。第二,为了保障政府卫生支出的可持续增长,我国应扩大政府卫生投入的筹资来源。具体的,可以提高影响健康水平的消费税,用以补贴医疗卫生事业。或是参考印度经验,采用发展医疗旅游业,扩大医疗机构收入来源等方式。第三,我国的卫生人力资源存在区域性的分配不平衡,欠发达地区的卫生技术人员无论在绝对规模上还是在相对规模上都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然而,欠发达地区的卫生人才却对政府卫生投入的效率产生影响。对此,政府应采用提高当地卫生人员收入,给与编制方面优惠政策,扩大医学院在当地招生数量等方式吸引和培训人才第四,优化公共卫生投入结构。我国相对于OECD国家卫生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偏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对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优化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将是政府急需考量的。具体的,首先,我国公共卫生资源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其次,在不同种类公共卫生服务机构间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最后,城镇基层医疗机构负担过大,应在资源配置方面予以倾斜。最后,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向基层下沉,并继续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看病难”是我国医疗卫生系统被居民广为诟病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导致患者“倒流”现象。分级诊疗制度通过基层医疗机构将患者按照其疾病严重程度进行转诊,达到对患者的“分流”的作用,进而引导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提升医疗卫生系统效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