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危险要素,是指危险犯中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刑法保护之法益受到紧迫侵害的风险。危险要素不仅属于危险犯的立法依据,同时也揭示了危险犯的入罪本质,因此在危险犯研究中意义重大。随着社会风险日益加剧,无论是刑事立法抑或刑事司法,危险要素的研究重要性日甚一日,一方面,危险是立法者合理设置危险犯罪名的依据,另一方面,对于危险犯的成立及其停止形态的判断,危险研究同样产生影响。关于危险要素的本质历来存在争议,学界观点不一,主要存在三种主张:一者认为,危险属于行为之属性,与行为的实施密不可分,这是基于行为无价值理论所形成的判断;一者则认为危险归属于结果,是对传统结果概念的当然扩充,故危险犯同属于结果犯范畴;也有观点认为,危险属于独立于行为属性及结果属性外的第三种状态,该状态客观存在而又与前二者存在本质区别。本文认为危险应当属于结果,这样有助于对危险进行合理定位。与此同时,危险可分为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这是学界的共识,由于抽象危险的性质特殊,故司法实践中通常以行为的实施表征危险的发生。而具体危险则需要司法实践的具体认定,合理确定危险的内容、认定的时点及判断标准,有助于危险犯的具体认定,同时与对应实害犯相区分。关于具体危险的判断标准,一般分为行为人标准、一般人标准和科学标准。行为人标准是指以行为人视角立足于犯罪当时进行危险发生的判断,一般人标准则以社会公众的理解对犯罪作事后的判断,科学标准则主张以科学法则为基准进行判断。本文倾向认同一般人标准,这样更有利于一般预防,也更便于司法实践中对危险的认定。危险要素,属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抑或犯罪既遂要素,目前我国学理界争议较大。将危险认定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则危险的出现指示危险犯成立,其既遂尚存在其他标准;若危险属于犯罪既遂要件,则危险指示犯罪既遂,此时危险犯的成立仅依行为产生,而不以危险的发生为必要。由于德日刑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模式同我国存在差异,因此我国刑法不宜直接引用这些国家的理论为依据,需结合我国立法情况进行实际判断。本文认为在将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看作两个维度概念的前提下,危险要素既可指示犯罪成立亦可指示犯罪既遂,二者并不冲突。最后,危险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中的指示功能同样值得研究。探究危险犯与未遂犯之间的区别,从未遂犯的处罚依据出发,明确二者之间危险的差异,进而得以明确危险犯的未遂形态。而在犯罪中止中,准确把握危险产生的时点以及在犯罪构成中的作用,也可以帮助确定危险犯的中止形态,破除“危险犯既遂后中止”的荒诞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