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的证券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发展起来。在近三十年的历程中,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频繁发生的内幕交易给我国证券市场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准确地认定内幕交易是规制内幕交易的前提和基础。我国规制内幕交易的基本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内幕交易的法律法规对内幕交易的认定作出了规定。201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的《证券法》,新《证券法》对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定做了部分的修改和调整,进一步加大了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但在实践中对内幕交易进行准确的认定,依然是我国规制内幕交易的一个重要难题。证监会作为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打击内幕交易方面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证监会的执法实践不仅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为研究证券内幕交易的认定标准提供了绝佳的素材。综合内幕交易的法律法规和证监会的执法实践,就内幕交易的认定问题以总述——分述——总结的思路展开论述。我国规制内幕交易的法律渊源包括法律层面、行政法规层面和部门规章层面的渊源,基于证监会2014年—2018年公布的内幕交易处罚案例,对证监会关于内幕交易认定的执法现状进行概述。从中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的内幕交易案件数量高居不下,证监会查处的内幕交易案件中涉及的内幕信息类型以资产重组类居多,并且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使用兜底条款认定的内幕交易违法主体类型。此部分总述,意在为内幕交易的立法和执法实践做一个总体的介绍,为后面的具体论述做铺垫。内幕交易的三个核心构成要素即主体要素、对象要素、主客观方面。内幕交易的违法主体包含“内幕信息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分析证监会公布的行政处罚案例,发现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中“董监高”占据了内幕交易主体的较大比例。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不仅指采用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也包括不应获取而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并赋予差异化的证明责任。实践中也要关注对诸如上市公司、收购人、亲属等非典型内幕交易者的认定。内幕信息具有重大性和未公开性,实践中除了对法条明确列举的内幕信息类型进行认定之外,证监会可以利用内幕信息的重大性和未公开性对内幕信息进行认定。我国对内幕信息采用的是形式公开的方式,应综合各方面因素对内幕信息的公开时间和公开范围进行灵活认定。证监会对内幕信息“知悉”的认定主要是结合环境证据进行推定,对于“利用”内幕信息,证监会采取的是一种“知悉即利用”的标准。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要结合当事人行为的异常程度和异常行为产生的时间进行综合判断。基于证监会公布的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例的分析,对证监会对内幕交易的认定情况进行总结,以求更准确的对内幕交易的认定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