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使得我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如何走向世界,中国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世界如何影响着中国,逐渐成为摆在我们的媒体面前的话题。网络以及其他新媒体的兴起,正在改变全球媒介竞争的格局,甚至正在改变世界。但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体都已经意识到：受众变了,广告主变了,甚至连政府的角色也正在改变。有人说,未来的十年将是财经新闻迅猛发展的十年,人们对于财经资讯和分析报道的需求将成几何数增长。财经媒体正处于一个最好的发展阶段。从中国新出现财经报刊的速度和它们改版的频率来看,似乎确实如此。另外一方面,中国财经新闻报道的现状却让人焦虑——内行不愿看,外行看不懂。西方的财经报纸(虽然它们不称自己为“财经报纸”Financial Newspaper,而自称是“商业出版物”Business Publication,但我们通常把它们和国内财经媒体归为一类,因为我国新千年前后出现的财经媒体或多或少地都带有它们的印记)也是大段文章,却让母语非英语的“外国人”也能看明白个“一二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研究西方财经新闻的报道模式就十分必要。因此,本文选择了世界两大顶尖财经报纸——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模式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华尔街日报》报道是“写作模式”,《金融时报》报道是“分析模式”。论文进一步阐述了《华尔街日报》“写作模式”具体内容表现为重视文字,重视评论以及重视增值。通过强调文字的吸引力,《华尔街日报》形成了独特的“华尔街日报体”；通过评论,该报传播了自己的观点,打造了品牌；通过给报道增值,为读者创造了价值。论文阐述了《金融时报》“分析模式”的具体内容包括全球的视角、平衡的报道以及解读的方式,即站在世界的高度关注全球的发展、采用平衡报道的方式呈现多方声音、通过深度报道传达新闻背景和意义。在深入分析了这两种报道模式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指出“写作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给受众带来阅读的乐趣,以及通过人性的力量来感染读者。而“分析模式”的优势在于宽广的视野和解释可以产生价值。同时,文章还指出了对这两种模式可能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把《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写作模式”简单理解为想像和偏见,而将《金融时报》报道的“分析模式”看成是专栏作家个人主观意见的陈述以及平衡报道即“平均报道”。接下来,论文探讨了“写作模式”和“分析模式”在百余年不断演变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以及促成它们发展变化的原因和社会背景。在《华尔街日报》报道模式的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基尔戈尔于20世纪40年代所作的变革,他把该报由一份金融报纸彻底转变为综合性的大报,并将“写作模式”发展成熟。从此,才有了《华尔街日报》以后的辉煌。《金融时报》报道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都有比较重要的革新。六十年代该报领导人戈登·牛顿使之成为“高档报纸”,随后拓展到“欧洲商务报纸”,八十年代后开始大规模实施全球化战略。在这种堆进中,以及与《华尔街日报》和其他报纸竞争的过程中,《金融时报》扬长避短,报道的“分析模式”逐渐形成。最后,通过对《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报道模式的研究,揭示了它们对于我国现阶段财经新闻报道的启示意义,即新闻报道内容是媒体品质的表现,也是媒体竞争力的核心所在；财经报道要通过专业、权威、准确的分析为最广大的受众创造价值；财经新闻要用全球化的视野和思维来解释当代中国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研究中国发展对于世界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