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开启人的“自我”发现,主体性成为西方哲学的根基,“他人”（Other）成为“异在”。人类学先视他者（Other）为非西方的异物,后以之作为认识自我的参照物存在,再后来以他者作工具解析西方本土文化。社会学家关注主体社会,视他者为西方现代性的“殖民地”。本文将西方哲学中的“他人”纳入历史观视察做了政治哲学考察,从政治哲学视角考察“他人”,发现西方哲学是以“自我”为起点看待和对待“他人”,并形成了三种进路:一是借助“身体”以自我的意识推出他人的意识,二是以主奴辩证法将他人同一到自我,三是将异在的他人作为伦理关系进行定位和分析。第一种进路忽略了他人的异质性,第二种进路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第三种进路有乌托邦之嫌。自从笛卡尔的“我思”初步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性原则,西方哲学将自我推到至高地位,主体性原则初步确立,这种主体性原则造成学理上和现实中的自我中心困境:在学理上,把自我当作主体,被经验主义置喙无法保证自我的同一性;在现实中,自然与他人被当作客体,面临主体性的暴政。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解构反而引发了对构建主体性的诉求,理解西方主体性困境,首先要反思和考察其背后的历史逻辑。“自我-主体”原则始于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一”,经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人的兴趣和行为受到关注。到了近代,经历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正式确立了“自我-主体”原则,成为此后近代哲学关注的焦点。而人为自我设立“法庭”,需要以他人的形象作为对照。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要想获得真理性,需要有他人的承认,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在生死斗争中确立主奴关系,他人被奴化,此时主人和奴隶是显性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而奴隶经历劳动的教养与赋形获得了独立性,主人变得依赖奴隶去克服物的独立性,奴隶获得了自我意识,主人和奴隶成为隐性的阶级对立的关系。当奴隶意识到主人的武器其实是自己制造的,自己完全能夺过来反抗。主奴关系瓦解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隐形的方式——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存在。人表面上获得了独立,然而又被物所奴役,资产阶级成了国家政权的代言人,人们让渡的权力反过来剥削、压迫自己,国家成为虚幻共同体,他人被物的关系遮蔽,人的主体性丧失。马克思构建了以自由个性为基础的“真正的共同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实现从“偶然的个人”到“有个性的人”,从“抽象的个人”到“现实的个人”,这里的现实也就是从事社会实践活动。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主体,即社会”的著名论断构建了新的主体,这里的社会指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即许多人的共同活动,人与人形成新的关系——共同活动方式。马克思主要从历史性原则、社会性原则和实践性原则着手完成主体性的重构。这种主体的重构对于社会治理也具有现实意义。治理需要满足个人利益（群众需求）,又要增进公共利益,它涉及到的主体是多元化的,需要运用制度手段去调和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建立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建立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制度之治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共同体趋向于合作、融合的建设模式,也就是共同活动方式,不是“主客体”的治理体系将社会作为对象治理、管控,而是发挥主体间性,多元化协作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