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尤其是联盟合作的动因和效率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充满争议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类型的国际联盟合作，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效率显著，有的效用不大?现有的研究从“权力”、“利益”、“制度”及“认同”等因素，从收益分配和合作进程两大层次，从领导人个人层面、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政治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产生不少见识卓著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其中，有关收益分配问题的研究就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绝对收益、相对收益和参与国家数目的单一层面去阐述究竟什么样的收益分配结构更能促进国际合作的发生。二是这些研究忽视了预期收益类型在收益分配中的作用。而事实上，国家在国际合作中，首先关心的是能够收获什么，其次才是收获多少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加强对预期收益类型作用的重视和收益分配结构的整体性研究。　　 国际合作实际上能为参与国家带来两大类收益，首先是共同收益，这类收益在合作成功进行之后，参与的国家都能自动获得，无需分配，如反霸国家打败霸权国家后获得的安全收益。第二类收益是非共享性的收益，或称私有收益，如领土收益、经济收益等。这类收益才存在着分配的问题。通常所谈的预期收益分配结构主要是指非共享性收益的分配，这是本文讨论发生的一大前提。本文同时假定，在国际合作中，国家合作的动机主要是由预期的收益决定的，国际合作完成后，最终形成的收益分配结构无论是否与预期中的相吻合，它都不会对已经发生的行为产生任何影响。　　 国家先天禀赋(自然资源，地缘状况、文化传统和国内政治情况等)的不同和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差异导致了国家在国际合作中不同的预期收益类型偏好次序。正是这些类型偏好次序差异决定了预期收益分配结构与国际合作的相容性。因为这种差异越大，国家就越不会关心相对收益问题；这种差异越大，沟通与信任问题得到改善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差异越大，搭便车的情况就会越少，集体行动就越有保障。通过演绎推理，预期收益类型偏好差异对妨碍国际联盟合作的三大障碍都有缓解作用。因而本文的基本假设即为，预期收益类型差异大小与国际合作的效率存在相关性。　　 从本文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笔者选取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21的反秦联盟合作和拿破仑时期(1792年-1815年)的反法联盟合作作为两大案例来验证本文的假设。这两大案例在权力失衡情况、国际制度情况、威胁情况、认同情况等方面均具有相当大的相似性，因此，可以尽可能得排除权力结构、国际制度情况等变量因素对本文论证的干扰。两者存在的最大不同就是，反法联盟各国的预期收益类型偏好存在很大差异，而反秦联盟合作中的各国预期收益类型偏好趋于雷同。通过案例分析得知，预期收益类型偏好的巨大差异促进了反法联盟的合作，相反，预期收益类型偏好的雷同妨碍了合纵联盟的合作。而定量的比较研究也表明，无论从合作趋势(笔者用合作行为与背叛行为发生次数的比值来界定)，还是合作深度(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来衡量，反法联盟合作均要比反秦联盟合作有效得多。因而，预期收益类型偏好差异大小与国际联盟合作效率的因果关系是存在的。　　 在结论部分，笔者尝试探讨了预期收益偏好差异理论在地区经济一体化领域的解释力。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自由贸易区合作条件的相似，预期收益类型偏好差异大小的差别和合作效率的差异表明了本文的结论也可以扩展到经济合作，甚至是其他领域的合作。结合本文的研究，根据共享性收益和非共享性收益的情况，笔者在结论部分归纳出了国际合作发生的三种可能的预期收益分配结构。最后，笔者对本文研究对于国际合作战略的意义，以及预期收益分配问题的深入研究方向做了说明，并指明了本文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