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初查对案件线索进行甄别以判断案件是够达到立案标准,已经成为检察机关侦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一方面,通过初查能够甄别和过滤不实线索,提高检察机关侦办职务犯罪立案的准确率;另一方面,初查也能够最大程度地防止对无辜者的不当追诉,避免冤家错案的发生,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充分贯彻了现代法治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初查程序作出明确的界定,而将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程序开始的节点,人为切断了初查与侦查的联系,使得初查取证行为欠缺合法性,从而导致了实践与规范的冲突,进而引发了职务犯罪初查言词证据是否具备证明能力,能否作为法官定罪量刑的依据的争论。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也存在不同做法,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更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职务犯罪初查言词证据证据能力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以推动初查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的完善。本文先是为初查言词证据及其证据能力界定概念,接着围绕职务犯罪初查言词证据证据能力在实务界及理论界的不同观点,分析影响初查言词证据证据能力的因素,最后通过对域外相关制度设计的考察及借鉴探讨解决问题的路径,以期能够最大化地实现职务犯罪初查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