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下，以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在上海谱写了新感觉主义的篇章。他们第一次真正发现都市的美，并以其对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个体生命生存状态和情感的关注，以及对小说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的大胆革新，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曾因作家个人及社会诸多原因而长期遭冷遇的新感觉派作家和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而且还从整体的角度加以描述和把握。但通过对新感觉派研究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新感觉派研究仍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诸如对新感觉派形成的原因只有泛泛的提及或单方面原因的侧重而缺乏整体阐述；虽然论述了新感觉派衰落的过程，但对其夭亡的原因却鲜有人深入地探究。本文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新感觉派赖以生长的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以及作家个性、气质等非社会性因素的剖析，来探求新感觉派形成和消亡的内在与外在的因由。一、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新感觉派形成的因由上海在近代中国是个“异数”。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客观上造就了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崛起。上海都市魔幻般的崛起，刺激着意识和文学的重新建构，以适应和表达现代经验。崭新的现代都市景观，使新感觉派作家获得了对现代都市的新的感觉和新的体验，并促使他们无限度的“伸展”自己的感觉器官，努力地捕捉着都市的声、光、色，力图把主观和感觉印象投射到客体形象中，描写都市的感观生活，幻化出智力构成的都市上海的全息图景。于是，在上海现代化都市和都市文化的孕育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用现代意识来把握都市的脉动，表现都市的激荡和变化，探究都市人生存境遇的新感觉派小说创作。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在国民党的屠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这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成长起来的。新感觉派之所以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上海，还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大革命的失败和国际普罗文学思潮的影响，促使一<WP=48>些作家在悲愤之余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于是普罗文学应运而生，并迅速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场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新感觉派作家也以其创作和出版活动汇入到了时代的潮流之中。但无论是施蛰存、穆时英还是刘呐鸥，他们的出身、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生活积累，都使得他们不但不能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而且对现实主义的普罗文学创作也只是或随波逐流，或出于模仿，因此他们在创作了几篇应时应需的小说之后便脱身而出。另一方面，当时一些革命文学的作家对革命抱有不切实际的狂热追求，他们为了宣传革命道理，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惜用生活材料去图解演绎政治概念，创作也陷入了革命浪漫主义情调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怪圈。政治的危机和文学的危机使得新感觉派的作家们渴望艺术的创新。于是他们在对普罗文学的反思中开始了自己创作方向的转移，选择了用新感觉主义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进行创作，完成了由“红旗”到“红玫瑰”的转变，在革命与文学相激荡的年代，走上了一条与普罗文学完全不同的艺术之路。新感觉派的形成还与当时一些现代主义理论及作品在中国的介绍翻译分不开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西方和日本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成为三十年代中国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为新感觉派作家运用现代派技巧进行创作提供了可能。新感觉派作家们不仅重视对国外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而且将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移植到作品中。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人围绕在《无轨列车》、《新文艺》和《现代》杂志周围，凭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敏感和对文学的热爱而聚集到一起，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推动着新感觉派由形成逐渐走向成熟，为中国文坛擦出一朵“现代”的火花。二、东飞伯劳西飞燕：对新感觉派衰落原因的剖析现代的物质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改变了昔日城市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于新感觉派作家而言，现代的都市风景不仅仅是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和舞台，而且也在他们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使他们最先体会到现代的物质文明与人的精神困惑对立这个现代派文学<WP=49>的基本主题。人们在目睹、感受、经历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同时又承受着都市生活中“无言的焦虑”。这种现代生活的“无言的焦虑”在新感觉派作家的笔下又有着不同的呈现。施蛰存几乎不正面描写都市，只写都市在人们心灵上的投影，刘呐鸥和穆时英则以堆积意象的方式直面着都市的繁华。但他们“游手好闲者”的身份又使他们成为城市中不和谐的音符，于是，身陷两难境地的新感觉派作家们选择了借古喻今和消极反讽的方式对自身的社会做着最大程度上的反叛。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反现代性反都市的主题，折射出他们内心的痛苦与矛盾。这种痛苦与矛盾促使他们或坠入“魔道”，或换了一种艺术形式来表达。在左翼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下，《现代》杂志创办的初衷与新感觉派的发展并无关联，只因施蛰存编者的身份，才使这种偶然发展成为了一种必然。随着“第三种人”论争，特别是杜衡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