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应用CT灌注成像测量血流灌注参数来评价原发性肝癌TACE治疗前后的血供改变。 资料和方法： 一、病例收集： 原发性肝癌[1]病例33例，男31例，女2例，年龄28-74岁，中位年龄52岁，单发30例，多发3例，肿瘤直径3-12cm，平均7.4cm。32例患者合并有不同程度的肝硬化，乙肝病毒检查表现为“阳性”，AFP有不同程度的增高，达到原发性肝癌诊断标准；1例无肝硬化，乙肝病毒检查表现为“阴性”，AFP正常，经穿刺活检病理确诊。32例为初诊患者，化疗栓塞前未做其他任何治疗，1例为术后复发病例，除了曾经行肝段切除术，未接受过其他治疗。所有病例均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 分别于行TACE术前1～7天及术后40天～57天行16排螺旋CT灌注成像扫描，造影剂为非离子型造影剂欧乃派克，总量50ml，速率5ml/s。获得数据分析采用Philips公司肝脏灌注软件进行处理。软件自动产生血流灌注伪彩图及时间-密度曲线(time-density curve TDC)，选取肿瘤及瘤旁正常肝组织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ing ROI)，软件自动产生(去卷积法)肝动脉灌注值(hepatic arterial perfusion，HAP)、门静脉灌注值(hepatic portal perfusion，HPP)、全肝总灌注值(total 1iver perfusion，TLP)及肝动脉灌注指数值(hepatic perfusion index，HPI)。 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13.0软什完成，对治疗前后肿瘤组织及瘤旁正常肝组织血流灌注参数值差异，先行正态分布检验，如为正态分布则采用t检验，如不为正态分布则采用秩和检验，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术前富血供肝癌组织在肝动脉灌注图及肝动脉灌注指数图上表现为高灌注，门静脉灌注图上表现为低或无灌注；肿瘤组织的时间-密度曲线表现为随造影剂快速注入，有明显的上升支，迅速达到峰值，达到峰值时间较瘤旁正常肝组织提前。乏血供肝癌组织在肝动脉灌注图及门静脉灌注图上均表现为低或无灌注，在肝动脉灌注指数图上表现为高灌注；肿瘤组织的时间-密度曲线较平坦，无明显上升支。 全部33例病例HAP均值为82.72±41.85ml/min/100g，HPI均值为73.6±16.0％；HPP均值为27.96±21.79ml/min/100g，明显低于ItAP值(P=0.000)，TLP均值为110.69±46.85 ml/min/100g；瘤旁正常肝组织的HAP、HPI均值分别为16.82±5.15ml/min/100g及12.3±2.3％，与肿瘤组织的参数值有明显差异(P=0.000及0.000)，HPP及TLP均值分别为119.47±33.80ml/min/100g及135.54±38.10 ml/min/100g，HPP值与肿瘤组织有明显差异(P=0.000)，TLP值与肿瘤组织无明显差异(P=0.053)。 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后富血供肝癌组织的肿瘤残留区仍然可测到较高的动脉灌注，乏血供肝癌组织的肿瘤残留区仍表现为低或无动脉、门静脉灌注，在肝动脉灌注指数图上仍表现为高灌注；肿瘤残留区时间一密度曲线形态均与治疗前相似；肿瘤组织内碘油完全沉积区及完全坏死区无血流灌注，时间-密度曲线呈水平线；瘤旁正常肝组织的时间一密度曲线较术前无明显变化。 全部33例病例肿瘤残留区HAP、HPI及HPP、TLP均值分别为41.10±98.87ml/min/100g，51.4±16.1％及31.19±28.99ml/min/100g、72.29±121.64ml/min/100g，与治疗前相比，HAP、HPI及TLP值减少，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0.000及0.000)，HPP无明显变化(P=0.788)；瘤旁正常肝组织的HAP、HPI及HPP、TLP均值分别为16.73±5.30ml/min/100g，12.4±2.5％及118.59±33.48ml/min/100g、135.33±37.85ml/min/100g，与治疗前相比均无明显变化(P=0.957、0.989及0.980、0.998)。 结论：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前，富血供肝癌组织呈明显高动脉灌注，低或无门静脉灌注，乏血供肝癌组织呈低动脉及门脉灌注；肝癌组织在肝动脉灌注指数图上均表现为高灌注。术后碘油完全沉积区及完全坏死区无血流灌注；肿瘤残留区组织的动脉血流灌注较术前减少，但仍能测出，门静脉灌注值无明显改变；该术式对瘤旁正常肝组织的血流灌注无明显影响，是准确、安全的治疗方法；CT灌注成像可以初步推断TACE术后病灶区仍有肿瘤残留，为原发性肝癌新的介入治疗模式——TACE术联合消融治疗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