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处我国南、北方交界,地形复杂,气候、水文等具有明显的过渡带性质。再加上地处黄河中下游,农业开垦历史久远,人们过度垦殖等一系列不当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长期累积,易导致各种灾害的频发,连带行政区划因灾而时有调整。有关清代河南常见灾害的研究,较偏重水、旱灾害,从全局上关照诸种灾害不够,且对灾害间的伴生性多集中于旱蝗相伴。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代河南水、早、蝗、疫、霜、风、雹、地震等的发生频次、时空分布、灾害类型、重大灾害概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统计分析。指出清代河南水灾多遭遇邻省客水之灾；大型旱灾横跨晋、直、陕、鲁等数省频次较高；比起旱蝗相伴,蝗灾与水旱交织具有更高的伴生性；疫灾与水灾、旱灾、霜灾间具有较强的继发性,但水灾之后的疫灾来势较为迅猛,旱灾之后的疫灾较为持久,霜灾常常导致严重的牛瘟。仓储、水利建设是地方灾害防治的两大方面。清代河南地区的仓储研究,有涉及怀庆府仓储、漕运等,鲜有全局性的论述。是以,笔者对常平仓、预备仓、漕仓、蓟仓、社仓、义仓等官方民间仓种的设立数量、分布密度、运作效率等进行了整体上的考证分析。认为豫西各州县规模庞大的漕仓建设,是出于政府就近救济华北各省的战略性考虑,也是清代河南官仓建设的重要特征。黄河决溢、迁徙之灾,在顺治年间、嘉庆以后,成为清代河南黄河水患的两大高发期,蠲缓钱粮、招民复业、广开沟渠、调节田界纠纷为清代河南地方政府的主要治灾措施。清代荒政制度集历代荒政之大成,在报灾、勘灾日期规定,勘灾、救灾人员选派方面更趋合理化,蠲免、截漕的频次、数额超越历代。乾隆时期灾赈的有效性与国家财政充裕、强调督抚亲历亲为、严密防范胥吏舞弊有紧密联系。由乾隆时对商人捐银数十万两白银助赈的不屑、果断拒绝,到嘉庆以后加重商税、咸丰以后加收厘金等等,凸显了清中期以后中央财政的衰竭,及商业、商人力量在国家灾荒救济中所处地位的不断上升。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河南大旱灾,旱灾、水灾、霜灾、动乱交相发生,灾况深重。笔者所见已有研究有三,分别为：有关灾情上报、灾后蠲免等档案史料的整理论文,嘉道间灾荒日炽论著中对该次灾情的简要例举,养廉银灾赈与清代救济格局的变化论文,后者主要概述了该次灾害中的旱灾、水灾,分析了赈资来源的一小部分——养廉银用于灾赈的动机、救助方面及宏观影响。笔者对《抚豫恤灾录》及相关档案史料所载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统计,对该次灾害中河南各州县歉收分数、成灾州县数量、成灾程度、灾情演变;养廉银捐赈次数、范围、额度、分发方式及份额；国家蠲免、截漕赈济力度；各地民间捐输中士绅、盐商、当商、布经、妇女等不同社会群体捐输额度及捐资种类；通省八十余州县所设粥厂数量、位置、粥赈规模、管理特征,做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进而论证嘉庆以后,随着国家财政的衰败,政府加大了对地方官捐廉、民间捐输的倚重,官督绅办成为地方赈务处理的重要特征。光绪初年(1875-1879年)华北五省大旱灾,是清代河南发生的特大型旱灾,也是当前清代河南灾害史研究的一大聚焦点,但仍存有许多盲点：官赈总额度,笔者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奏报遵旨开单报销河南赈案支放银钱粮数折》所载灾赈数据,对该次灾赈中官方赈济总额度、地方赈济银米筹措渠道及数量做了较为确切的统计分析；灾后重建是以往“丁戊奇荒”研究中最为忽略的部分,通过对上谕档、灾赈档案、仓储征信录的发掘利用,可以得知灾后地方政府采取了扩建仓厥、补买仓粮、修浚河渠等重要举措；通过对《齐豫晋直捐赈征信录》的系统梳理,分析了义赈活动中江南各批捐款的使用情况、义赈活动在河南灾区确切起止月份、义绅所建祥符南关同善栖留所施赈情况、义绅与灾区官绅的连结合作。灾害往往带给人们田园尽毁、家破人亡的惨剧。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势要之家走向衰落,商贾歇业、市镇繁荣不再,经济发展变得迟缓,对人性人伦产生极大冲击,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神灵信仰。而神灵信仰对人们正确灾异观的树立、防灾实践的开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