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感伤”情调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标记和心理氛围，普遍地弥漫在文坛各流派和社团的作家作品中。由于“感伤”更多地是与一种浪漫的诗性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成为“五四”文坛的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创造社最为彰显的感情标记。本文从“感伤”作为美学风格这一视角着手，以创造社为中心，来考量“五四”文坛各文体的创作以及其时的文学批评风格，观照“感伤”在其中生成的多方面原因，并分析其作为美感意识和情感事实在文本中的呈现，最后考察这一美学风格在20年代后半期的流变和走向。 本文分为四大部分：一、抒情与浪漫：“感伤”情调在个性解放中的现代新质 “五四”时期文学感伤情调的生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传统文学内部抒情文脉和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以及西方文化与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思潮等外在影响是感伤的美学风格形成的思想资源；“五四”作为历史青春期的感伤氛围和浪漫色彩，铸就了身在其中的青年一代的柔弱心理和夸饰气质，加上知识者的敏感等青年特质和悲苦的人生际遇，成为其感伤的主观因素；同时，“感伤”作为作家们的一种美感意识，自然容易呈现为其作品的文学风格，并由此成为一种美学风尚；而文学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也极易抒写感伤情怀，这成为感伤情调生成的文学本体因素。 二、浪漫感伤的各文体纷呈：以创造社为中心 “五四”时期，感伤情调以创造社为中心而向社外的整个文坛弥散开来，无论是其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与文学批评，都普遍地浸沉在感伤的美感氛围中。郁达夫以其“自叙传”小说系列而成为“五四”浪漫抒情小说的中坚，郭沫若、倪贻德等创造社小说家，以及受到郁氏等影响的社外小说家陈翔鹤、叶鼎洛、王以仁、庐隐等也抒写着浓重的感伤情怀。从《女神》到《星空》，再到《瓶》，郭沫若的诗情中包含着感伤的因子，而延续着哀伤的抒情；新月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的早期诗作中感伤情怀也颇为浓重；受郭沫若影响，诗人冯至也多惆怅、悲哀的诗情；而同期的哲理小诗和情诗也多有着滥情倾向。相比而言，散文这一并不受推崇的文体在抒情态度下包含了较多的感伤告白：郁达夫的《归航》、《还乡记》、等抒写着“零余者”孤寂而感伤的行旅，有着强烈的滥情倾向；此期各家各派的写景抒情散文也多流露出落寂、感伤的情调。文学批评方面，“新文体”的借鉴，“五四”文坛的激进文风和派性意识、注重自我表现的思想体系和写作习惯、以及文学批评的本体因素等综合发生作用，使“五四”文学批评尤其是创造社批评呈现出了感伤而夸饰的风采。 三、批判与反思后的流变与敛缩：由个人感伤到“革命感伤”感伤情调在“五四”文坛风行一时之后，因其滥情倾向而受到新月派为主的批判；出于对时代使命的自觉，创造社自身也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并以积极态度告别个人感伤；在充满浪漫气息的革命氛围之下，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发展了一种仍不失个人性的“革命感伤”，并最终受到革命阵营的批判而走向敛缩。四、感时伤世的真诚歌哭：感伤情调的价值与意义 感伤情调作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同样包含了严肃的人生态度、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理性启蒙意味，它不仅是青年知识分子追求自我新生的精神历程中留下的情感标记，同时也是他们自觉追求民族和祖国新生的过程中因审视民族内外的创伤而于写作中呈现出的真诚而积极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