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的民营经济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发展,已经成长为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亟需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与创造力。然而,由于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制度建设与执行不完善的问题,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和民营企业家在初始财富的积累过程中,难免会被质疑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为,以至于被扣上了“原罪”的帽子。“原罪”问题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现已成为束缚不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枷锁”。“原罪”嫌疑会降低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和稳定经营预期,进而影响其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中的合理配置,最终挫伤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一直是政府官员、企业界以及社会大众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然而学术界关于“原罪”嫌疑经济后果的研究却并不多,仅有少数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鉴于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本文尝试以中国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企业初始产权获取过程中是否涉及公有产权到私有产权的转变作为对民营企业“原罪”嫌疑的度量,系统考察民营企业的“原罪”嫌疑对其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关系,相关研究结论对于当前如何有效推动中国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激发经济活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总体来说,论文主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首先,由于创新活动是企业家精神配置中最为重要且目前最受关注的一种生产性活动,本文选择从创新活动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原罪”嫌疑对生产性活动领域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关系。基于制度合法性视角,本文分析认为“原罪”嫌疑会引发企业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影响企业经营的稳定性以及资源获取能力,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以2003-2018年间上市时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A股民营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在进行了一系列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发现:相比于“原罪”嫌疑可能性较低的创业型民营企业,更容易被公众认为具有“原罪”嫌疑的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有着更少的专利授权,即“原罪”嫌疑会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降低企业的创新水平,且企业所在地区的产权保护能够弱化“原罪”嫌疑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负向影响,而媒体关注则会强化“原罪”嫌疑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负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原罪”嫌疑弱化了企业的创新意愿,阻碍了企业创新资源的获取,进而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活动。进一步,本文发现“原罪”嫌疑还会降低民营企业的实业投资水平。这些研究结果说明,民营企业的“原罪”嫌疑会抑制生产性领域企业家精神的有效发挥。其次,为了应对和适应转轨经济中的制度缺失与制度摩擦,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时常还需要把稀缺的企业家精神配置到一些非生产性活动上。为此,本文选择从寻租活动视角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原罪”嫌疑对非生产性活动领域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关系。基于战略合法性视角,本文分析认为“原罪”嫌疑所引发的企业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会导致企业有很强的动机通过向政府寻租的方式以战略性地获取和提升企业的合法性,从而缓解“原罪”嫌疑引致的相关不确定性风险。本文通过对2002-2014年间共7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相比于“原罪”嫌疑可能性较低的创业型民营企业,更可能被认为存在“原罪”嫌疑的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有着显著更多的公关招待支出,即“原罪”嫌疑会对企业的寻租活动产生促进作用,增加企业的寻租费用,且“原罪”嫌疑对企业寻租费用的正向影响关系在民营企业家没有政治联系以及民营企业规模较小的情况下显著更强。本文还发现,“原罪”嫌疑与企业寻租费用间的正向关系在《企业国有资产法》颁布之后显著变弱了,而且更可能被质疑存在“原罪”问题的民营企业由于更容易遭受来自政府官员对企业财富的抽租行为,因此也承担了更多的摊派费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原罪”嫌疑会迫使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在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上配置更多的企业家精神。最后,既然“原罪”嫌疑问题会影响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配置,抑制企业创新等生产性活动而助长企业向政府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那么其最终会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价值呢?为此,本文实证检验了“原罪”嫌疑对民营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关系。以2003-2018年间上市时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A股民营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本文通过研究后发现,相比于“原罪”嫌疑可能性较低的创业型民营企业,更可能被认为存在“原罪”嫌疑的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的企业价值显著更低,即“原罪”嫌疑会降低民营企业的市场价值,而且二者间的负向影响关系会随着企业中国有股权比例的上升而有所减弱。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原罪”嫌疑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会持续影响民营企业未来多期的价值,而且“原罪”嫌疑还会对民营企业的成长性产生不利影响。此外,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改判原物美控股集团董事长张文中无罪案件,本文进行事件研究发现,在该案件改判宣判后,更可能被质疑存在“原罪”问题的民营企业子样本得到了显著更高的长期市场反应,表明国家加强对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人身安全的制度保护有助于缓解“原罪”嫌疑民营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而稳定其长期经营预期和提升其研发创新导向,从而保障民营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总体而言,本文基于合法性理论视角较为系统地分析和探讨了“原罪”嫌疑对民营企业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关系,相关研究的意义或贡献在于:首先,本文拓展了民营企业“原罪”嫌疑领域的文献。随着民营经济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魏下海等,2015a;于文超和梁汉平,2019）。然而,“原罪”嫌疑问题会深刻影响着企业家精神的配置情况,继而影响民营经济活力,但是学术界对于“原罪”嫌疑与企业家精神配置间的影响关系却并无系统的探讨（唐松等,2017、2020;周泽将等,2019;李雪等,2020）。本文从组织合法性视角构建“原罪”嫌疑的理论分析框架,既厘清了“原罪”嫌疑影响民营企业经营决策的内在机制,也丰富了现有关于民营企业“原罪”嫌疑经济后果的研究。其次,本文扩展和深化了企业家精神配置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往以宏观制度背景为切入点的众多研究表明,制度环境深刻影响着企业家精神的配置情况（Minniti,2008）,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非生产性活动的报酬,引导企业家精神更多地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反之亦然（Baumol,1990;庄子银,2007;Sobel,2008;何轩等,2016b）。但是,至于微观企业层面的特质因素会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配置,目前却少有研究涉及。本文选择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企业层面,探讨企业的“原罪”嫌疑问题对其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的配置影响,丰富和深化了企业家精神配置的研究文献。最后,本文的研究工作能够对当前社会中热议的民营企业“原罪”问题及其影响经济发展的讨论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支持。民营企业的“原罪”嫌疑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合理配置,导致企业资源更少地投入到研发创新等生产性活动而更多地用于政府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减损了民营企业的市场价值,进而最终挫伤民营经济的整体发展活力。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界和学术界更好地理解“原罪”嫌疑对民营企业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从而为相关政府部门致力于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些决策参考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