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从效率角度界定了产业升级,认为产业升级的本质是产业运行效率的提升。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将产业运行效率分解为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两部分。配置效率是指通过要素在产业间流通从而使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能力。技术效率是指在既定的要素水平下,通过在价值链上的攀升和跨越,从而提升产业价值获取能力的统称。根据不同的侧重点,产业升级可以分为产业结构调整思路和价值链攀升思路。产业结构调整思路侧重于配置效率的提升,价值链攀升思路侧重于价值获取能力的提升,即技术效率的提升。本文基于效率观点,在对产业升级进行分解之后,分别以Moore结构模型和随机前沿(SFA)模型测算产业升级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配置效率的测算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配置效率正处于持续小幅度的提升进程中,但配置效率提升的速度有逐渐减慢的趋势；技术效率的测算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技术效率在2002—2012年间先上升后下降,其趋势与滞后一期的资本投入产出弹性相似。在测算出产业升级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以这两种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若干选定解释变量的影响效果。具体操作中,以OLS面板数据模型对产业升级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参数估计；以Tobit模型对产业升级技术效率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参数估计。实证结果显示,年末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生产总值、政府税收、外商投资和区位因素通过了对配置效率的显著性检验。年末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专利授权量、人均生产总值、政府税收、进出口总额、外商投资和区位因素通过了对技术效率的显著性检验。但是,笔者同时发现,以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解释变量对于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正和负两个方向。根据上述实证结果,本文分别提出了：调整人力资源结构,提升劳动力素质；引导投资流向,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加大创新投入,鼓励创新成果转化；明确政府职能,发挥税收调控积极作用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