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1981年恢复世界银行席位后实施的第一个贷款项目为大学发展项目,这也是我国教育系统利用的第一个外资项目。第一个大学发展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极高效益,充分展示了当时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支持我国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随后的20年里,我国教育系统先后利用了世界银行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来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但是,从1999年7月1日开始,世界银行以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为由,停止向中国施放无息贷款。而迄今为止,世界银行向我国提供的近百亿美元的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农业、扶贫、教育、卫生和环保等社会发展领域。另外,2005年日本政府以我国经济发展和扩充军备为由,宣布2008年将完全停止向中国提供官方援助贷款(ODA)。世界银行的无息贷款和日本官方援助贷款中止后,中国教育继续使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资金的能力将受到严重制约。《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它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但长期以来,教育财政投入不足一直是困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难题。从反映政府对教育投入努力程度的两个重要指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和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来看,结果都不尽如人意。1993年和1994年国家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及实施意见提出“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根据财政部的有关文件,省、市、县各级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应达到20%以上。但从对教育经费实施监测来看,这两项指标均未达到过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教育领域面临着一系列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非赢利的社会发展部门之一,教育是否就此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关上贷款的大门;在我国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但财政投入仍然不足,而国内银行却在积极向教育部门放贷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必要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来发展中国教育;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除了对中国教育发展起到经费上的资助作用以外,还有哪些效益;如果在新的时期教育系统利用外资(即外债,指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下同)仍有必要的话,教育系统利用外资的规模如何确定,风险如何规避,新时期教育系统利用外资有何新的机遇等。这是决策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本博士论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从教育系统投入严重不足这一前提出发,通过内资贷款和外资贷款在贷款条件、贷款风险、“溢出效应”、“挤入”还是“挤出”效应等方面的比较,论证了教育系统利用外资仍然是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渠道,全面回顾、总结了教育系统利用外资的基本情况,着重从教育系统利用外资的效益、规模、风险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关于效益研究,本文从古典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一国利用外债的评述,从理论上、宏观上对一国利用外债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同时从宏观上对教育系统利用外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了研究。另外,通过对教育部组织实施的世界银行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的实证分析,论证了教育系统利用外资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于规模研究,提出了教育系统借用国外贷款的准则,确定国外贷款规模的原则与指标、影响国外贷款规模的因素,建立了教育系统外资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提出了”贷款风险指数”作为对教育系统外资贷款规模进行控制的核心指标。根据此模型,对某省高等学校2005年的贷款规模和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关于风险研究,首先对金融系统的利率和汇率风险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教育系统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了教育系统外资利用项目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以及如何减少和规避教育系统外资利用项目的利率和汇率风险。最后,针对我国教育系统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对新形势下教育系统利用外资提出了政策建议,在本部分中,明确提出了“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引进第三方捐赠或政府贴息‘软化’贷款条件”、“把引进资金与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结合起来”、“高度重视汇率与利率风险”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