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被广泛称为“口袋罪”。因其罪状中设置了空白罪状条款以及概括性极强的堵漏条款,使得立法、司法进行了过分扩张,造成实践中援引此罪的泛滥。文章以解释刑法为基本研究方法,选取若干理论上有争议(或疑难)问题,并适当通过案例解析对非法经营罪的基本特征、成立界限、司法认定以及量刑等问题进行阐述,探讨作为法定犯、情节犯的非法经营罪空白罪状的填补原则、情节的认定以及堵漏条款的解释适用上的困惑,从而对其进行立法反思。通过对非法经营罪立法缺陷表征的分析,探寻其遭到诟病的原因并做出立法完善之设想。在当前法治环境下并考量刑事政策的要求,应该坚持贯彻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原则和刑法谦抑性精神,实行“实体与程序的二维控制,立法与司法的严格限缩”,防止非法经营罪的过分扩张适用。在立法层面,进行必要的罪状重构,在保留行为类型不变的情况下,对其成立前提条件进行限定;在刑法解释层面,借鉴一元个体判例式司法解释模式理论,建立以法官为解释主体的制度,并逐步形成司法常例;在程序层面,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运行机制,严控一般违法经营行为入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