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多数国家和政府均将扶贫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2005年至2015年间我国反贫困取得巨大进展，贫困发生率由30.2%年降为5.7%，反贫困成就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对于新农合制度而言，其政策制定目的便是要减少居民医疗费用支出、降低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比例。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农合的实施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对医疗服务利用。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持续上升、患有慢性疾病的比例逐渐提高以及医疗费用持续上涨，农村家庭的医疗支出负担逐渐加重，新农合的反贫困效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当前反贫困工作已进行到攻坚阶段，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精准扶贫是有效的方法。而精准扶贫的前提是对各项公共政策的反贫困效果进行衡量，选择最优政策以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新农合制度成立之初，其制度目标便是降低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比例，其反贫困政策的效果与未来反贫困息息相关。为此，文章尝试应用贫困脆弱性及评估指标等方法反映新农合的政策效果。　　文章主要内容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文章在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之后首先总结了当前学者关于新农合反贫困效果的研究成果，发现目前学界通常从贫困发生率、灾难性卫生支出比例两方面进行衡量，但是由于使用的数据和方法不同，其得出的结论也相差较大。然而这些研究却给启发文章从贫困发生率、因病致贫率、灾难性卫生支出比例三个角度来考查新农合反贫困效果。接着文章利用文献研究方法系统查找贫困脆弱性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文献。贫困脆弱性反映居民未来贫困的不确定性，经世界银行首次采用后被学界广泛认同。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贫困脆弱性是指在风险冲击中，居民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其测度方法主要有期望贫困（VEP）、过去的贫困动态（VER）、期望效用（VEU）三种。其中期望贫困（VEP）应用最为广泛。目前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应用贫困脆弱性方法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脆弱性状况，国内研究则集中于寻找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因素和从贫困脆弱性角度考察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两方面。　　第二部分是关于新农合制度的理论介绍。文章首先从公共经济学、社会保障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视角考察新农合的理论基础，认为新农合制度作为准公共产品应由主要政府提供，新农合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能起到降低贫困、减少风险冲击的作用，新农合制度作为社会再分配手段应该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其次分析了新农合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当前发展。虽然新农合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合作医疗制度，但是其在统筹层次、筹资来源以及保障范围方面已有较大不同。此外尽管新农合制度成立时间较晚，但是其发展迅速，目前已覆盖了全部农业县（区）。　　第三部分是从贫困脆弱性角度衡量新农合反贫困效果。为了测度贫困脆弱性，文章选择2006年、2009年以及2011年3年CHNS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VEP的测度方法进行计算。经分析发现我国贫困脆弱性与贫困线的选择密切相关，贫困线越高其贫困脆弱性越大；贫困脆弱性与贫困息息相关，但贫困者不一定脆弱，脆弱者也不一定贫困；目前我国的贫困和脆弱性比较高的地区仍然是中西部；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处于下五分位点以下的家庭）具有较高的脆弱性；一直和经常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脆弱性更高。接着文章构建以贫困脆弱性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运用2006年、2009年以及2011年三年面板数据做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成员患病特别是患病住院人数显著增加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此外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与户主年龄、家户规模、15岁以下未成年人数、64岁以上老年人人数显著正相关，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农户工作人员数量、交通工具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商业用具价值、家用消费品价值以及家庭成员在大公司工作与否均与贫困脆弱性负相关。为了进一步考察新农合对未来贫困的影响，文章通过倾向值匹配得分法（PSM）分析2006年新农合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贫困脆弱性的变化情况，经过匹配分析发现，新农合制度有助于降低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但是降低程度较小，效果并不显著。但随着新农合制度的推进，参合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下降程度明显。为此，国家应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制度，提高新农合的补助水平，更好地发挥其疾病风险保障作用。以上分析证实了疾病风险是农村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新农合能为居民提供一定的风险保障，从而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但是其实际的减贫效果如何？又能多大程度上降低居民的贫困呢？　　为此，文章第四部分选择从西南财经大学“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调研数据出发研究其实际作用。由于该数据包含较为丰富的农村家庭收入、家庭支出以及医疗信息数据，有助于分析新农合实施效果。此外鉴于该调查中云南省梁河县为国家级贫困县，农村人口占比较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度广泛，且调研数据较充分等原因，文章选择梁河县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际分析。通过考察新农合补偿前后农村居民家庭从贫困发生率、因病致贫率以及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户数变化情况，文章发现梁河县新农合制度有助于减轻农村居民的卫生医疗负担，降低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距，缓解居民的因病致贫率，但是其在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深度方面随着灾难性卫生支出标准的提高呈现出明显的倒 U型分布，即对一般的医疗负担能起到较好的降低效果，对于较高和较低医疗负担降低效果不明显。这表明，目前梁河县的新农合制度仍是以住院补偿为主，对大病补偿和门诊补偿比例仍较低，新农合减贫效果受到一定影响。　　第五部分是新农合问题分析。文章结合各种调查资料分析了新农合未能很好发挥其降低贫困作用的原因，认为其原因首先是新农合对门诊报销比例和重大疾病报销比例较少，从而影响了其反贫困效果；其次目前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现实情况、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诱致性需求以及新农合按项目付费的支付模式共同造成了当前我国医药费用上涨的局面，而高涨的医疗费用抵消了新农合的政策效果；最后基层医疗机构可及性不足、基础设施差、服务水平低，农民患病治不好、转诊费用大也降低了我国新农合的减贫效果。　　第六部分是相应的政策建议。鉴于第五部分的分析，为了进一步加强新农合制度的减贫效果，文章建议提高新农合门诊补偿以及大病补偿比例，降低居民因患病而陷入贫困的概率；变革支付方式、完善基本药物、引入竞争机制以控制医疗费用上涨；增加对基层卫生医疗组织的投入，提高其医疗服务水平。　　新农合制度实施效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新农合制度改革，其还与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息息相关。针对新农合制度的效果评价，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以下两点：尝试从贫困脆弱性角度反映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家庭的风险保障能力；其次从贫困发生率、因病致贫率以及灾难性卫生支出三个方面考察新农合的反贫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