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失信惩戒作为一项新兴的政府治理工具,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诚信价值并引导市场主体积累信用资本,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但是,伴随着大量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行政失信惩戒的制度弊端逐渐显现,如法律规范化程度偏低,惩戒力度偏重,泛化滥用事件频发,制度潜在的法律风险逐渐暴露,侵害私权的情形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行政失信惩戒相对人权利救济机制的构建,为相对人提供多样化的救济路径以保护其合法权益,以克服行政失信惩戒的负面效应。从立法和司法现状来看,我国行政失信惩戒相对人权利救济机制的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列入失信名单阶段的救济渠道不畅通。信用信息的归集与失信行为的认定是后续惩戒措施实施的重要依据。由于制度规范的不健全,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常常忽略告知、听证等程序,极易导致失信名单错误罗列情形的发生。其次,实施惩戒阶段的救济方式有争议。当相对人实体权利遭受损害时,由于各地、各领域的文件关于异议申诉、复议、诉讼、赔偿的规范化程度不同,导致在权利救济方式的选择及处理上存在许多有争议的地方。再次,移出失信名单阶段的救济不健全。失信惩戒制度中的移出机制、信用修复机制是相对人进行自我救济、自我纠错的有利载体,但由于制度建设起步较晚,相关规定仍存在不严谨及不周全之处。为了构建一套完整的相对人权利救济机制,将信用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落到实处,应当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列入失信名单阶段的救济应以程序性权利保障为导向。行政机关应当秉持程序正义原则,落实公示名单前的告知程序,在施加严厉性程度较大的措施之前积极组织听证,保障相对人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其次,实施惩戒措施阶段的救济应以实体性权利保障为重心。在寻求司法救济前优选适用异议申诉制度和行政复议,并将除内部行为之外的失信惩戒措施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加大法院对惩戒依据合法性的审查力度,同时探索并扩大行政赔偿的可赔范围,切实保障信用主体合法权益。最后,移出失信名单阶段的救济应以信用重建为核心。此阶段的救济应回归失信惩戒制度的建设初衷,积极健全移出机制以提高相对人纠错积极性,同时落实信用修复机制引导相对人及时履行法定及约定义务,有效推动自身信用重塑,并带动社会信用环境之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