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天然蕴涵着商业道德的要素,商业道德是一般条款的核心内容,一般条款的存在有利于协调实现该法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司法实务中对于商业道德标准的适用模式主要有两类情形:一种情形是宣示性补充论证,此类案件在认定中适用商业道德标准并无实质性作用,仅仅在形式上加强了裁判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另一种情形是独立论证模式,商业道德标准的运用能够有效规制类型化以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充分发挥填补法律漏洞的续造功能,此类案件是本文重点讨论的类型。实践中,将抽象的商业道德在法律化为裁判依据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困境,如何在个案审判中将公认商业道德标准具体化成为一般条款运用的核心问题。笔者从已决案例中归纳出商业道德的评价依据和具体标准,目前以行业惯例和行业竞争规则作为判断依据的司法尝试,尚需要理论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以互联网行业惯例的爬虫协议为例,法院在认定爬虫协议构成搜索行业的惯例方面是比较一致的,但没有任何案例对根据爬虫协议设立的行为规则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进行实质性判断判定,将其作为判断依据缺乏正当性基础,在程序上更难言正义。司法过程中适用行业惯例,应从法律规范要件构成的视角,对不同性质的规范进行形式上的区分和识别,正确审视其法律属性,而不是全然予以否定或肯定。法官从审判经验中所提取的“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试图以类型化的模式规制经营者互相干扰的行为,但其适用空间狭小,适用范围界限不明,容易导致司法适用的不统一性,就目前来说,仅具有个案正义的价值。现阶段的司法案例、法律方法、法学理论的累积尚不足以提取行业竞争规则作为道德标准具体化的判决规范。商业道德标准的具体化不能仅凭法官的内心正义或经验法则,更多地倾向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目标和功能价值,市场秩序的损害和消费者利益逐渐演变为商业道德具体化的重要因素。商业道德标准具体化的总体思路是淡化对主观动机的道德评价,将目光转向市场效果分析,即以市场效用作为逻辑起点,评价市场参与者行为对其他经营者和竞争秩序造成的客观影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目标先后经历了由竞争者保护、消费者保护再到不受扭曲的竞争的扩展性变化。在利益冲突的情形下,通常应当更多地考虑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利益经常与公共利益交叉重合,很大程度上代表或延伸了公共利益。未来一般条款具体化的努力方向:一是以社会存在公认的道德标准和商业伦理为标准,依此推导出竞争法语境下商业行为的规范内容;二是努力建立具有吸纳并转化道德资源的技术装置和制度保障的司法机制,推动应然权利走向实然权利,使一般条款的适用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和客观性,符合裁判预期,实现法律安定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