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通过对中国现代美术早期发展阶段(1925-1935)中三位代表性艺术家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的个案考察，揭示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独特面貌与所面临的深层问题。1925-1935年间，国内政治局势与社会环境出现根本性变化，社会文化思想经历了一个转折期。中国现代美术也超越早期的观念传播而进入发展阶段，“现代主义”、左翼等影响深远的艺术实践等均萌发于此时，这是中国现代艺术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过程中，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时期是他们的艺术观念与风格开始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在探索中国现代美术道路的过程中，他们借助不同的理论、形式、风格资源，开创了不同的艺术道路，他们各自的探索又相互呼应，集中呈现出中国现代艺术的独特性。　　 在这一阶段，刘海粟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使个体表现的艺术观念获得社会性的价值。他在1920年代初形成的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艺术观，在1920年代中期之后艺术的社会现实功能日益受到重视的语境下遭到质疑，这一观念的认识结构也构成其表达内涵空洞化的内在危机。“模特儿事件”和“昌国画”口号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缓解了危机感。1929-1935年两次赴欧考察，使刘海粟获得艺术表达的新鲜资源，也提供了他摆脱困境的重要契机。借助于语境的转换和富于创造性的话语策略，他巧妙地将世界艺术发展趋势、中国的写意传统、个体表现、民族．精神这几个要素融合在一起，成功地摆脱了个体表现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在赋予自身艺术实践以合理性的同时，刘海粟过于主观化、简单化的认识方式使得他始终难以正视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并以简单的态度对待异质因素，导致其艺术创作面临封闭与保守。本文试图打破以往研究只关注刘海粟艺术创作的视角，将其观念表述、文化实践、艺术史认识、话语策略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林风眠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找到个体的现实体验与精神理想之间的真正融合。本文将重点揭示其艺术观的特质：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融合，并呈现他在两者之间的精神挣扎及由此而来的创作面貌的游移状态。在此阶段，林风眠开始引进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因素进行新形式的创造。本文将重点论述林风眠对于艺术形式的建构意义和艺术创作中理性价值的独特理解，考察他如何借助克莱夫·贝尔的理论对塞尚的艺术形式进行解读，从中发现形式的普遍性与建构性，并详细考察其形式探索的具体过程。最后，本文将揭示林风眠此阶段艺术历程已经显露出来的问题、在其整体历程中的位置与意义，说明其成熟期的艺术与此阶段的观念、理想、形式探索之间的内在关联。　　 徐悲鸿此时期确立的艺术理想为创造理想性与道德典范意义高度融合的艺术。这一方面来自他从西方古典艺术传统中获得的启发，同时来自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和他的历史使命感。通过对徐悲鸿作品表现主题的分析，本文将揭示这一理想转化成现实表达时所面临的困惑与变为抽象道德教化的危险。徐悲鸿的写实观念为本文讨论的另一重点。本文将对“写实”观念的提倡动机、内涵、现实针对性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指出这一观念同时具有技法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意义，既包含着革命性，也呈现出认识的含混状态。本文还将系统剖析徐悲鸿此阶段的形式探索面貌。他以西方历史画为创作典范，力图将西方的写实手法与传统绘画资源相结合，在绘画的叙述手法、情节设置、空间处理、人物造型及表现手法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本文将突破以往研究的视角，揭示其形式探索呈现的诸种矛盾，以及这一现象与其现实认识的内在关联。最后，本文希望对徐悲鸿的历史位置与价值进行重新解读。　　 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致力于揭示中国现代美术的独特面貌、逻辑与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三位艺术家这一时期的探索历程反映出中国现代美术的某些共通性：中国现代艺术是在对传统、对西方现代艺术逻辑的双重反思、抵抗中生长的；它试图改变传统绘画的社会位置，承担严肃的道德诉求与历史使命，发挥改造现实与精神启蒙的作用。这一中国现代艺术理想的出发点在根本上差异于西方现代艺术的生长逻辑，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化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处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之间和复杂政治文化格局中的中国现代美术，始终面临着难以清晰把握、表达现实的困惑，这使得中国现代美术在自觉的认识中又呈现出混杂、模糊、暖昧的面貌。它特有的品质与历史价值也来自于此。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力图在还原真实历史状况的基础上，以形式语言与表达内涵的关系为立论基点，揭示艺术观念、表达内涵、形式探索之间的内在关联。此外，本文注重两个历史向度的交叉结合：一方面剖析艺术观念与艺术理想的形成与发展脉络，另一方面考察形式语言探索体现出的艺术完成度和艺术可能性。最终目的是努力寻求理解中国现代美术独特性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