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标志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发展阶段。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本文比较了 2010-2014年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改革前后两年的非效率投资水平,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并从股权特征角度出发,分析混改引起的股权制衡度和高管持股比例的变动对国企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以Richardson模型为基础建立投资效率测度模型计算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首先对全样本按照改革年份、股权制衡程度和控股方式对非效率投资水平进行分样本配对T检验,结果表明:得益于政策支持,参与混改的国有企业数量越来越多,且进行混改的国企投资效率有显著提高;改革前为绝对控股的国有企业进行混改的效果更好,改革效果随着非公有制成分比例的提高表现的更加显著;股权制衡度<1的国有企业进行混改能够带来投资效率显著提升,但要避免股权制衡度过高引起的反效果。为进一步印证假设,构建股权特征相关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确实能够带来投资效率的显著提高,且在对过度投资行为抑制方面的表现更佳;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反而会降低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样本回归发现股权制衡只能对投资过度问题有削弱作用,对投资不足没有显著作用;高级管理者持股比例的提高也能抑制国企低效率投资,但对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最后,结合统计检验和回归分析的结果,为国有企业抑制非效率投资提出了建议:首先要不遗余力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降低非公资本准入门槛,选择适宜的控股方式,国有相对控股和参股企业要注意股权的分散程度;其次要积极引入非公有制成分,赋予非公资本更多话语权,形成股权制衡,但需注意把握尺度;最后要完善管理层聘用与激励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把握自主权,完善管理层评价体系,重点关注股权激励机制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