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依法治乡工作中,许多村庄采用了一种单向垂直型传播的形式,采取一村一顾问制度、村民书屋等众多政策来试图实现村民法制意识的提高,但这些政策最终都只停留在村级层面,难以实现入户。Z村在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中实现了政治传播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普法走进家户。本文将分析为何这种单向垂直型传播形式无法实现送法入户,新的治理结构实现入户的关键机理是什么?为何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混合模式能够起到好的效果?人际传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如何体现的?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按照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将文章主体分为三个部分,以普法工作的的开展进程为主线,详细论述了普法工作开展前期、开展后期以及普法工作完成后这三个阶段的失败原因、策略改进和具体成效。具体而言,第一部分论述了案例所在村庄在普法工作开展前期采用了一种单向垂直型的传播模式,仅在村庄层面上实现了制度的建立,未能使普法工作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建立直接联系,造成了信任瓦解、沟通障碍以及村民的政治冷漠三个方面的影响,导致普法工作难以入户,并没有取得好的成效;第二部分论述了该村在普法工作开展中后期改进了传播策略,采取双向混合型传播模式,试图实现普法深度的突破。具体表现为通过建立前提、对话协商和文化濡染三个方面的措施,达到重拾官民沟通、培养村民法律情感和实现依法治村常态化的效果;第三部分论述了普法工作完成以后取得的具体成效。在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混合传播模式下,该村取得了信任、意识和乡村治理三个层面的进步,构筑了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其他村民之间的信任链条,培育了良好的乡风文明,使村民的认同感、集体意识和法制观念得到了提升,实现了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改善了村居环境和社会治安。研究发现,混合传播模式之所以能取得好的传播效果,是因为这种传播模式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控制型传播与自由式传播的结合和科层关系与平行关系的结合。并且,在农村地区这一特定环境下,人际传播同样具有大众传媒的政治说服功能,不仅对后者进行了替代,还具有更强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