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其经济原因与城市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城市产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城市产业的发展水平代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状态。城市农业、城市手工业和城市商业是城市产业发展中的基础产业，城市基础设施的营建逐渐带动城市空间范围的扩大，城市各产业也随之发展，衍生出多元化的行业格局，新兴行业和基础产业构成了古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内涵。　　本文的研究时限自先秦时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城市经济与城市产业发展呈现四种演化趋势，分别表现为“资源导向式”、“政策拉动式”、“市场推进式”、“引致需求式”发展特征。先秦以前，城市经济受到供应半径和需求极限的制约，“资源导向式”成为城市产业思想的集中体现，通过发展本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源实现城市经济的增长。秦至唐时期，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国内市场的扩大，政府成为城市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政策拉动式”成为城市产业发展思想的表现特征。伴随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城市规模的扩大，政府通过修建城市交通设施，贯通都城、郡城、县城的空间联系，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营建与规划，将城邑打造成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此凝聚了强大的市场需求。为了满足都城的粮食需求，政府力主开通漕运，并确立了都城、郡城、县城的依次发展顺序。随着中央集权职能的加强，城市体系逐渐向下延伸，城市产业衍生出城市教育业、寺院系统、休闲娱乐业、金融业等新兴行业。宋元时期，城市基础设施的系统投入促进了城市体系的完善和国内市场的统一，大城市的数量得以保持，同时中小市镇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城市内部坊市制度的瓦解进一步释放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欲望，使得城市与市镇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市场推进式”成为城市产业思想的集中特征，城市农业逐渐向外部转移，城市商业的集聚效应逐渐显现。明清时期，城市产业结构显现出垄断竞争的市场元素，“引致需求式”成为城市产业思想的发展特点，产业主体通过市场“派生”出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专业化市镇、对外贸易与新兴技术成为城市产业经济的新动力。　　具体而言，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产业思想的起源阶段，也是中国城市思想高度发展的阶段。城市农业、城市手工业和城市商业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传统产业组成。先秦时期各学派针对城市经济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环节，分别对城市农业、城市手工业和工商业展开论述，拉开了中国城市产业发展思想的大幕。农本商末思想和“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政策，使得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压抑。面对“重本抑末”的主流思想，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于各个时期。城市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初始发展。此后，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农业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的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和外部转移的趋势，城市空间用以发展农业的空地逐渐被稀释，城市经济呈现“挤占”城市农业的过程。城市作为一个综合体，其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郡县制度的确立为中央集权式的城市等级管理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城市的资源禀赋和人口资源为城市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原素和消费市场，对待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态度，构成了这一时期“资源导向式”的城市产业发展思想的主要特征。城市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决定了农业作为城市主导产业的历史特征，重视农业的经济思想成为了各个学派的相近观点，商鞅的“耕战论”亦符合了这一时期的思潮，带动了秦国经济发展的走向。　　秦至唐时期是古代城市经济发展的深化阶段，逐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城市产业发展模式:外在拉动和内在需求。城市空间范围的扩大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自然禀赋资源为城市产业提供了原料支持，城市等级体系为官营手工业提供了市场与商业机会，具体表现为“政策拉动式”城市产业思想特征。城市农业逐渐被挤出城垣之外，但国家重视农业的政策持续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随着技术的提高和官营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产业分工逐步精细化，官营手工业在营建宫殿、城市布局、修建基础设施等方面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民营工商业则在繁荣城市经济、丰富城市生活的经济需求下，逐渐衍生出独立于农业之外的休闲服务业、教育业、宗教业等产业内容。通过对外贸易的政策拉动，专门的贸易型城市也随之出现。新兴行业的产生促使这一时期出现了运用“末业”发展城市经济的政策思想，国家专卖政策的实施、官僚经商现象的存在、私营经商组织的革新等都带动了城市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政府一方面通过限制相关行业的“与民争利”，另一方面也享受着产业税收所带来的经济回馈。　　宋元时期作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高峰阶段，形成了开放式的城市经济发展趋势，表现为城市内部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商业革命”和坊市制度破灭所引发的“城市革命”。依托城市交通的完善和国内市场的统一，以工商业为代表的市镇经济逐渐成为城市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推进式”城市产业发展思想表现活跃。专业化市镇的相继产生和延续，对中国古代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市镇经济的繁荣反应出城市经济的内在发展需求。煤炭资源的应用促发了城市手工业技术的提高，城市官营手工业的管制松动和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壮大，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造船业技术的提高为对外贸易业繁荣提供了保证，并带动了一系列的贸易型城市的产生。城市产业细化与规模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官营手工业已经形成数量众多、分工明细的专业化组织，雇佣形式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受制于资本规模与发展环境的限制，私营手工业专业化生产组织尚不成熟。专门的外贸型城市依靠强大的市镇经济的支持，其发展实现了这一时期城市经济发展的高度繁荣。与此同时，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和政府措施，行会组织开始发挥规模组织的优势，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这一时期，为城市工商业呐喊的思想逐渐显现，例如李觏的“区分末业，发展工商、反对专卖”思想、王安石的“市易法”思想、苏轼的“不与商贾争利”思想，以及叶适对“抑末”思想的批评。　　明清时期，城市经济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继续前行，同时外来的冲击促使了中国城市产业发展思想的重要转变。专业化生产方式随着官营手工业组织的瓦解而逐渐弱化，依靠分散经营的生产者由于“路径依赖”失去了产业规模积聚的张力和专业化生产的动力。“重农抑商”框架的突破、“富民”思想的发展，以及“工商皆本”思想的形成，萌生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思想，“引致需求式”城市产业发展思想为城市经济的转向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国古代产业诞生于城邑之中。“工商食官”破产后，工商业组织分为官营和民营两个部分。古代城市经济发展政策从“重农不抑商”到“农本工商末”，再到“重本抑末”的发展理念，奠定了城市产业发展的治理秩序，最初城市农业被放到了城市产业经济优先发展的地位。随着城市传统产业的发展、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以及城市的空间范围扩大，诸如教育业、宗教业、休闲服务业等城市新兴行业逐渐繁荣。产业主体从个体经营者向“企业”组织转变，并在政府管制的环境中寻求“均衡”。官营组织伴随市场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为了提高效率而采用专业化经营模式，政府逐渐放松对民营工业的限制，产品顺畅进入流通领域。政府干预的松动，使得市场结构从以官营工业组织为主转变为民营组织兴盛的发展特征，并产生了早期的工业化思想。城市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组织的变革，协同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共同构建出中国古代城市产业发展思想的演化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