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腐败、明星吸毒、城管摊贩互殴、企业辱虐压榨致员工自杀、农民工纵火杀人报复社会,各式各样让人“大跌眼镜”的非伦理行为似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这些行为不仅害人,长远来看,更伤害了行为主体自身,甚至会对整个社会的安定发展造成严重威胁。而做出上述行为的个体多数并非专职小偷强盗,甚至平时都是安分守己的好公民,那么,到底为什么“好人”也会做“坏事”呢?不难发现,多数非伦理行为都有一定的社会性、人际互动性,而且行为的主体与客体似乎都有着某种地位身份上的悬殊,官员、明星、城管、企业管理者都是“高高在上”的,而摊贩、员工等各类“弱势群体”又恰恰是社会最低微的人群,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社会互动的基本要素之一——权力的概念,一种控制有价值的关键资源进而控制他人结果的能力,真正的组织权力并非人人都持有,但每个人却都有差异化的权力感知,即无任何社会干扰因素情况下,个体自我感知的控制自我与他人资源与结果的能力,并在认知、情绪和行为各个方面受到权力感的影响。关于权力与非伦理行为的关系探讨,很多研究者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但得到的结论却不尽相同。一方面,权力使人更加聚焦于自我目标,从而忽略他人的感受与意见,甚至把他人作为自己实现目标的工具,因此高权力者更容易做出道德伪善、自利等非伦理行为；另一方面,权力使人产生更多责任和承诺,更加自制,因而更容易为集体利益而努力,甚至牺牲自我利益而做出利他行为。由此看来,权力或权力感对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本研究试图从最基本的个体感知——控制感的角度出发,探索权力对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我们设计了两个子研究——研究一和研究二,分别通过单层个体研究与跨层配对研究,对权力感、实际权力与个体、人际非伦理行为的关系进行探索和验证。研究一为单层个体研究,主要关注个体权力感是如何分别通过虚幻控制感和无助感而对个体非伦理行为产生影响的。我们对202位医药销售人员进行了单层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一方面较高的权力感会使个体产生较高虚幻控制感进而促进个体非伦理决策；另一方面较高的权力感会抑制个体无助感产生进而抑制个体非伦理决策,或者说较低的权力感会使个体产生较高无助感进而促进非伦理决策。研究二则为跨层配对研究,该设计一方面可以进一步验证和扩展研究一的结论,另一方面则试图更深入地探索组织中实际权力对上级辱虐管理行为的影响机制。具体说来,该研究探索了实际权力是如何通过个体虚幻控制感、无助感,并在个体特质因素支配性成就动机及组织文化因素权力距离的综合影响下,影响组织中上级对下级的辱虐管理行为的。该研究采用上下级配对的问卷调查方式,对71组具有明确上下级关系的团队进行调查,每一组配对团队都由一名上级和3-5位直接下级组成,虚幻控制感等个体特质变量由上级自我报告,而因变量辱虐管理行为以及组织文化变量权力距离则由其直接下级共同评价再加总平均后得出。研究二的结果表明：研究一个体层面的结论在组织层面的研究中同样适用,即一方面较高的实际权力会使个体产生较高虚幻控制感进而促进辱虐管理行为；另一方面则较高的实际权力还会抑制个体无助感产生进而抑制辱虐管理行为,或者说较低的实际权力会使个体产生较高无助感进而促进辱虐管理行为。另外,我们发现,个体支配性成就动机会分别在虚幻控制感与无助感的中介效应的第一阶段起到正向和负向的调节作用：即个体支配性动机水平越高时,权力通过虚幻控制感而促进辱虐管理行为的中介效应越显著；相反,个体支配性动机水平越低时,权力通过无助感而抑制辱虐管理行为的中介效应越显著。我们还发现,组织权力距离会在上述两个中介效应的第二阶段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组织权力距离越高时,权力通过虚幻控制感而促进辱虐管理行为的中介效应越显著,权力通过无助感而抑制辱虐管理行为的中介效应也越显著,反之则两个中介效应关系都越弱。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方面,第一,从个体控制感知角度探索了权力对非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在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都对该机制进行了验证；第二,综合考虑个体控制感知、成就动机、组织文化等方面因素,进一步探讨了组织层面上权力对辱虐管理行为的影响机制；第三,研究利用多样本,分别采用单层个体和跨层配对的问卷调查方式,并同时对权力感、实际权力以及多类型非伦理行为都进行了考察,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实践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可以启示个人如何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把握自身感知以更好地遵守伦理；另一方面可以启示组织如何更好地设置组织架构、建立合适的组织文化,并选拔合适的管理者,以更好地创造组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