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道路上的一颗毒瘤。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作为我国重点打击的一种刑事犯罪,是我国当前渎职犯罪中发案率较高的一类案件。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犯罪行为的查处不仅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影响到国家行政、司法机关以及执政党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因此,可以说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本文在介绍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国内立法历程的基础上,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及相关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与之对应的立法完善建议。本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引言部分笔者结合研究生阶段所学理论知识,并以我国现阶段相关政策为依托,引出写作本文的原因及司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正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行为犯罪化的原因及立法后所面临的问题。文章先是对我国古代及近现代关于官吏的处罚措施及相关规定作了简要介绍,并提出正是由于古代“从严治吏”的治国思想,为今天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设立提供了历史参考；建国后由于此类渎职犯罪的层出不穷以及相关外国法学理论的引入,又为本罪的设立提供了现实依据,可以说本罪的出台也是社会发展之必然。而对于本罪的立法价值,笔者分别从立法完善、执法环境、司法实践三个角度提出了本罪设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但是所有的立法都不可能一次性到位,其中也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就为今后如何完善其内容提出了新的亟需解决的课题。第二部分笔者主要对本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解析。该章节是本文写作的重点部分,其内容又具体分为对本罪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理解认识。针对本罪的犯罪主体,笔者先是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范围进行了界定,然后对一些特殊人员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城管人员是否成为本罪的主体进行了探讨。关于本罪的主观方面,笔者主要介绍了对“徇私”的认定以及“明知"的理解。文章中笔者认为本罪中的“徇私”应作广义理解,既包括徇个人之私,又包括徇单位之私,并提出了相关论证理由。而“明知”则应具体包括确切知道和推定应知两种认知状态。最后对于本罪客观方面,笔者分别阐述了“舞弊”、“依法应当移交而不移交”、“情节严重”的认定问题。对于“舞弊”,笔者认为不应成为衡量罪与非罪的关键因素,而应作为判定罪轻与罪重的重要标尺；不移交的对象应该是具体的刑事案件而非犯罪嫌疑人；而在情节严重方面笔者又提出了一些司法解释中未尝涉及到的具体情形,作为司法解释的一种有益补充。第三部分笔者对本罪中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本罪“前案”问题研究和本罪罪数问题分析。对于“前案”,笔者首先对“前案”称谓的合理性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其次,探讨了其性质和确定标准,提出认定“前案”成立的正确标准应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最后,笔者着重对本罪的“前案”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将其定位于本罪的犯罪对象,并提出了具体的认定标准,总体思路是要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而对于本罪的罪数问题笔者主要阐述了其与包庇罪、受贿罪的罪数关系。对于本罪与包庇罪,笔者认为应按照法条竞合关系处理,优先适用本罪；而对于本罪与受贿罪,笔者则认为应按照数罪并罚的处断原则进行处理。第四部分笔者主要就本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首先,笔者提出本罪的犯罪主体应包括单位,且纪检、监察人员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其次,笔者结合司法实践对“徇私舞弊”在本罪具体罪状中设置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应当在法条中删除其表述。再次,笔者认为本罪罪状中情节严重的规定已经失去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建议将其具体化,可以部分吸收司法解释的内容。最后,针对本罪的法定刑,笔者提出了其设置不合理的原因,并认为应当适当提高其法定刑,以更好地贯彻执行我国现阶段“从严治吏"的刑事政策。最后是本文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