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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出土了不同书体的先秦竹书，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等为主要内容的竹、木简牍7500余枚，解决了关于西汉书体的种种猜测，填补了西汉时期在书法史上的空白。银雀山汉简书体堪称竹简书体的精华，可谓秦汉时期隶书的典范，被书法家称为古今汉字分水岭，在古文字研究和书法艺术史上都占在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堪称竹简之珍宝。
关键词：西汉;竹简;书法艺术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出土了不同书体的先秦竹书，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等为主要内容的竹、木简牍7500余枚，解决了关于西汉书体的种种猜测，填补了西汉时期在书法史上的空白。并证实了《孙子兵法》与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其人有无、其书真伪”的千古之谜。这批竹简代表了我国古代兵学的最高成就，被列为新中国建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建国5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大发现之一，20世纪（100年）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13年《国家人文历史》评选中国九大“镇国之宝”，文献书简、银雀山西汉《兵法》竹简成功入选，为孙武、孙膑正名。专家汝企和点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其作者孙武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有“兵圣”的美誉，他留下来的唯一著作——《孙子兵法》，不但成为其后中国历代研习兵法者必读之书，而且较早就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发行海外，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1号墓出土了三铢钱和半两钱而无五铢钱来判断，墓葬年代上限不会早于三铢钱始行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下限不会晚于五铢钱始行武帝元五年（前118）。从2号墓出土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半两钱来判断，墓葬年代上限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根据以上分析，两座汉墓应为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西汉早期墓葬。这批竹简书体应属于早期隶书，很可能是在汉文帝、景帝到武帝初期这段时间内抄写成的。根据1号、2号墓是汉武帝初年的墓葬推断，竹简成书应在这之前，也就是汉文帝、景帝时期，或还应更早。
银雀山汉简根据长短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银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竹简分长简和短简。长简兵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六韬》《尉缭子》《管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论证和论兵文章等先秦古籍及阴阳、时令、占候、相狗、作酱等杂书。简的长度为27.6厘米，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按汉尺23厘米为1尺计算，应属1尺2寸简，又称为“尺二简”或“尺书”。从竹简上留下的编绳痕迹看，分三道编绳，简中部一道，两边各一道，上、下各留出1～2厘米的天头地角。竹简是先用绳编联成册后，又用毛笔蘸墨写成。每简写一行，每行字数不等，一般在35个字左右，多的有40余字，少的仅几个字。
第二类是银雀山1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天地八风客主五音之居》占卜类杂书。简的长度为18厘米左右，宽度为0.5厘米左右。按汉初尺度折算应为“8寸简”，只有两道编绳，两端各留2厘米的天头和地角。大致将全简分为三等分，篇文顶行，不留头。
第三类是银雀山2号西汉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共计32枚。简的长度为69厘米，宽度为1厘米，厚度为0.2厘米，按汉尺应为“三尺简”，用三道绳连缀，此类简应为最长简。若按当时礼制：国家典籍写在最长简上，历谱属皇历，所以就写在最长简上了。另外，诸子百家的书写在“尺二简”上，民间杂书写在最短简上。银雀山汉简的尺寸是比较符合禮制规定的，但其他地方出土竹简不完全按礼制，也有打破传统的现象。
银雀山简书的篇题，有的写在篇首第一简简背，或单独写在第一简上，有的写在篇尾，有些短篇的篇题写在第一简简背和篇尾，另外一些只有篇尾篇题而无简背篇题。1号汉墓出土一些抄列竹书篇题的木牍，大部分已残缺，完整只有一块，上面抄列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及上篇、下篇等十三个篇题，中间有残存的系绳，木牍或许是捆在简册外面的题鉴。
从银雀山1、2号西汉墓竹简看出，竹简书发展到汉代已经达到成熟时期，不如早期简书粗糙、宽大。竹简制作工序从刮削、杀青、尺度、编连、书写、收卷等工艺成熟细致。由于长期在泥土中浸泡，又受其他随葬品的挤压，竹简已散乱，表面呈深褐色，字迹清晰可见，字体清整古朴、自然圆润、随意流畅、秀劲飘逸。在简牍隶书未发现之前，从秦到西汉的隶书一直是个谜，曾经有“西汉无隶书”之说。自从近代大量西汉简牍隶书的发现，这一时期的隶书墨迹昭然于世。银雀山1号西汉墓竹简从书体上来看，可能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因为书体与行款也不尽一致，其书法已经呈现出带有波磔的笔画特征，接近东汉时期的隶书碑刻。
从书体艺术上看，汉简字体可分为三类，每一类中又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字型。
第一类是以《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为代表的纵势汉隶，它是一种篆书向隶书演变时期过渡性字体，承袭了秦隶的风格。结构或取纵势，或取横势，由繁趋简，用笔有明显的提、按、挑、捺笔等变化，整个字体左高右低，个别偏旁和部首的写法仍然与篆书的笔法相同，但多数字体已经打破了篆书象形化的结构，圆转对称定型化的线条逐渐减少，更多的则出现了隶书的特征。一简写下来或流畅飘逸，或潇洒自然，字体的大小、撇捺的粗重及字间的疏密错落有致，且气势连贯，表现了一种古朴自然之美感。
第二类是以《晏子》和《孙膑兵法》部分篇章为代表的横势汉隶，字的结体特点是点画姿态大量增多，书体以方折为主，字体态势渐渐由篆书的纵势向横势方向转化，并趋于扁平，方块字、扁方块字的态势已基本形成。在用笔上，笔画伸缩有致，横画呈微波，有的显露出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竖画取直，横折一般呈方折，竖折一般是连笔圆转。左右结构的字，一般左边比右边要写得小;上下结构的字，一般上边要比下边小;撇磔处以弧线与夸张见长。整体飘逸秀美，衬托出行款;字距间的字势起伏，字的整体结构工整地呈右上仰斜趋势，宏观上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第三类书体形式是以《孙子兵法》《尉缭子》的某些篇章为主，表现出字体态势与书写手法完全不同，整体结构既不规整，也不似草率;字体态势纵横交错，横、竖、转折都保持圆转的态势，横画一般平直无微波，竖画多短斜，书写较圆滑流利，字的整体结构不规整地呈右下倾斜趋势。
隶书产生于战国末年，极盛于东汉时期。战国时期是文字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在文字发展史上上承商周甲骨文、金文，下启秦篆和隶书，基本上保存了当时通行字体的本来面目。秦简是用古隶书体写的，字形略大，文字的用笔已减少了盘屈，打破了篆书对称端庄的格调。秦统一后，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的措施，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互相汇聚和融洽，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为汉隶、草、楷、行等字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汉正是我国文字由篆书转变为隶书的过渡时期，简文虽为隶书，但仍保留了篆书的风格，字体呈横势，它将小篆线条的圆转变为方折;用笔出现提按轻重、撇磔分张的变化，为楷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西汉时期隶书以拙朴胜，多见于简帛木牍，书法形态更接近于古隶;东汉隶书成熟，横画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结体工整规范是字体的显著特点，就其书体而言，楚简基本是用篆体书写的。汉代简牍的整体字形更趋于方形或扁方形，用笔有轻重徐疾的痕迹，某些横画已具有了蚕头燕尾的雏形，改变了古隶无波的状况，运笔左施右突，能收能放，表现了古朴的美感。
银雀山汉简书体堪称竹简书体的精华，书体表现出由古文字阶段向今汉字阶段改革、发展、演变的过程，可谓秦汉时期隶书的典范，被书法家称为古今汉字的分水岭，在古文字研究和书法艺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堪称竹简之珍宝。
关键词：西汉;竹简;书法艺术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2号汉墓出土了不同书体的先秦竹书，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等为主要内容的竹、木简牍7500余枚，解决了关于西汉书体的种种猜测，填补了西汉时期在书法史上的空白。并证实了《孙子兵法》与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其人有无、其书真伪”的千古之谜。这批竹简代表了我国古代兵学的最高成就，被列为新中国建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建国5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大发现之一，20世纪（100年）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13年《国家人文历史》评选中国九大“镇国之宝”，文献书简、银雀山西汉《兵法》竹简成功入选，为孙武、孙膑正名。专家汝企和点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其作者孙武是春秋时期的军事家，有“兵圣”的美誉，他留下来的唯一著作——《孙子兵法》，不但成为其后中国历代研习兵法者必读之书，而且较早就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发行海外，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1号墓出土了三铢钱和半两钱而无五铢钱来判断，墓葬年代上限不会早于三铢钱始行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下限不会晚于五铢钱始行武帝元五年（前118）。从2号墓出土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半两钱来判断，墓葬年代上限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根据以上分析，两座汉墓应为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西汉早期墓葬。这批竹简书体应属于早期隶书，很可能是在汉文帝、景帝到武帝初期这段时间内抄写成的。根据1号、2号墓是汉武帝初年的墓葬推断，竹简成书应在这之前，也就是汉文帝、景帝时期，或还应更早。
银雀山汉简根据长短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银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竹简分长简和短简。长简兵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六韬》《尉缭子》《管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论证和论兵文章等先秦古籍及阴阳、时令、占候、相狗、作酱等杂书。简的长度为27.6厘米，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按汉尺23厘米为1尺计算，应属1尺2寸简，又称为“尺二简”或“尺书”。从竹简上留下的编绳痕迹看，分三道编绳，简中部一道，两边各一道，上、下各留出1～2厘米的天头地角。竹简是先用绳编联成册后，又用毛笔蘸墨写成。每简写一行，每行字数不等，一般在35个字左右，多的有40余字，少的仅几个字。
第二类是银雀山1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天地八风客主五音之居》占卜类杂书。简的长度为18厘米左右，宽度为0.5厘米左右。按汉初尺度折算应为“8寸简”，只有两道编绳，两端各留2厘米的天头和地角。大致将全简分为三等分，篇文顶行，不留头。
第三类是银雀山2号西汉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共计32枚。简的长度为69厘米，宽度为1厘米，厚度为0.2厘米，按汉尺应为“三尺简”，用三道绳连缀，此类简应为最长简。若按当时礼制：国家典籍写在最长简上，历谱属皇历，所以就写在最长简上了。另外，诸子百家的书写在“尺二简”上，民间杂书写在最短简上。银雀山汉简的尺寸是比较符合禮制规定的，但其他地方出土竹简不完全按礼制，也有打破传统的现象。
银雀山简书的篇题，有的写在篇首第一简简背，或单独写在第一简上，有的写在篇尾，有些短篇的篇题写在第一简简背和篇尾，另外一些只有篇尾篇题而无简背篇题。1号汉墓出土一些抄列竹书篇题的木牍，大部分已残缺，完整只有一块，上面抄列守法、要言、库法、王兵、市法、守令及上篇、下篇等十三个篇题，中间有残存的系绳，木牍或许是捆在简册外面的题鉴。
从银雀山1、2号西汉墓竹简看出，竹简书发展到汉代已经达到成熟时期，不如早期简书粗糙、宽大。竹简制作工序从刮削、杀青、尺度、编连、书写、收卷等工艺成熟细致。由于长期在泥土中浸泡，又受其他随葬品的挤压，竹简已散乱，表面呈深褐色，字迹清晰可见，字体清整古朴、自然圆润、随意流畅、秀劲飘逸。在简牍隶书未发现之前，从秦到西汉的隶书一直是个谜，曾经有“西汉无隶书”之说。自从近代大量西汉简牍隶书的发现，这一时期的隶书墨迹昭然于世。银雀山1号西汉墓竹简从书体上来看，可能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因为书体与行款也不尽一致，其书法已经呈现出带有波磔的笔画特征，接近东汉时期的隶书碑刻。
从书体艺术上看，汉简字体可分为三类，每一类中又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字型。
第一类是以《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为代表的纵势汉隶，它是一种篆书向隶书演变时期过渡性字体，承袭了秦隶的风格。结构或取纵势，或取横势，由繁趋简，用笔有明显的提、按、挑、捺笔等变化，整个字体左高右低，个别偏旁和部首的写法仍然与篆书的笔法相同，但多数字体已经打破了篆书象形化的结构，圆转对称定型化的线条逐渐减少，更多的则出现了隶书的特征。一简写下来或流畅飘逸，或潇洒自然，字体的大小、撇捺的粗重及字间的疏密错落有致，且气势连贯，表现了一种古朴自然之美感。
第二类是以《晏子》和《孙膑兵法》部分篇章为代表的横势汉隶，字的结体特点是点画姿态大量增多，书体以方折为主，字体态势渐渐由篆书的纵势向横势方向转化，并趋于扁平，方块字、扁方块字的态势已基本形成。在用笔上，笔画伸缩有致，横画呈微波，有的显露出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竖画取直，横折一般呈方折，竖折一般是连笔圆转。左右结构的字，一般左边比右边要写得小;上下结构的字，一般上边要比下边小;撇磔处以弧线与夸张见长。整体飘逸秀美，衬托出行款;字距间的字势起伏，字的整体结构工整地呈右上仰斜趋势，宏观上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第三类书体形式是以《孙子兵法》《尉缭子》的某些篇章为主，表现出字体态势与书写手法完全不同，整体结构既不规整，也不似草率;字体态势纵横交错，横、竖、转折都保持圆转的态势，横画一般平直无微波，竖画多短斜，书写较圆滑流利，字的整体结构不规整地呈右下倾斜趋势。
隶书产生于战国末年，极盛于东汉时期。战国时期是文字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在文字发展史上上承商周甲骨文、金文，下启秦篆和隶书，基本上保存了当时通行字体的本来面目。秦简是用古隶书体写的，字形略大，文字的用笔已减少了盘屈，打破了篆书对称端庄的格调。秦统一后，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的措施，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互相汇聚和融洽，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为汉隶、草、楷、行等字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汉正是我国文字由篆书转变为隶书的过渡时期，简文虽为隶书，但仍保留了篆书的风格，字体呈横势，它将小篆线条的圆转变为方折;用笔出现提按轻重、撇磔分张的变化，为楷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西汉时期隶书以拙朴胜，多见于简帛木牍，书法形态更接近于古隶;东汉隶书成熟，横画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结体工整规范是字体的显著特点，就其书体而言，楚简基本是用篆体书写的。汉代简牍的整体字形更趋于方形或扁方形，用笔有轻重徐疾的痕迹，某些横画已具有了蚕头燕尾的雏形，改变了古隶无波的状况，运笔左施右突，能收能放，表现了古朴的美感。
银雀山汉简书体堪称竹简书体的精华，书体表现出由古文字阶段向今汉字阶段改革、发展、演变的过程，可谓秦汉时期隶书的典范，被书法家称为古今汉字的分水岭，在古文字研究和书法艺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堪称竹简之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