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忧无虑”可能是最多用来形容童年的词。童年果真无忧无虑吗？若不是选择性遗忘，若不是童年之后的生活有更多压力，“无忧无虑的童年”可能是一种表达形式的自动反应，而非真实、彻底的“无忧无虑”。
　　
　　不久之前，应朋友之邀，我去北师大跟研一学生工作了一整天，上午讲座，下午工作坊，主题是《校园暴力的戏剧切片》，围绕着中小学生的行为辅导，以及教育戏剧在中小学中的应用。工作结束，两位老师不约而同地聊起了儿童早期与母亲分离对日后的影响，都感叹如果能重来，为人母者定要尽力做得好些，再好些，尽量让孩子每天都能见到父母，尤其是母亲，如此，童年才有无忧无虑的前提，孩子的人生才会筑下安全感、自我价值感的坚实根基。
　　孩子降生来到世上，被剪断在母亲子宫中供给营养的脐带，成为一个生理独立体，而在心理上还需与母亲共生若干年，直至长大成人，否则，孩子会有缺失感、匮乏感，并在日后的成长中，有可能向外施加暴力，无意识地补偿自己的缺失，或成为被暴力对象，抑或向内施加暴力，产生焦虑抑郁，攻击自己。
　　近期，我听了一个题为《讲安娜·弗洛伊德的故事》的讲座，来自英国的专家介绍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二战”期间在伦敦为幼童开设战时托儿所，开展研究。安娜和同事通过观察研究孩子与父母分离以及对战争的反应，他们发现，孩子们对战争带来的暴力不只是受到惊吓，还有感到兴奋，而破损的依恋关系对孩子的伤害远远超过战争的破坏性。
　　当年，在英国出现大规模的儿童与父母的分离，这是政府为了集中保护儿童，减少战争对儿童的伤害而采取的措施，却没有想到好心办成了坏事。安娜和同事的观察研究，促使她引入了许多创新措施来减轻儿童的心理创伤。
　　比如，为了弥补破损的依恋关系给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孩子建立新的依恋关系，她让保育员充当起替代母亲，每个孩子都有权自己选择替代母亲的人，之后组成“家庭”，并在新家庭中有“兄弟姐妹”，让他们有手足之争，与真实家庭一样。
　　再如，托儿所还给来看孩子的亲生父母提供住宿、餐饮，以便他们能有更多时间与孩子在一起。如果父母还带了家中其他孩子来，托儿所也都接受，并鼓励母亲住下来，为此，还为母亲提供在托儿所的工作。这些所作所为都是维护家庭的完整性，以让孩子处于自然、有益的养育环境中。
　　与此同时，安娜·弗洛伊德和同事还给政府写信，反映情况，反对将父母从孩子的生活中连根拔起……她的这些战时工作，影响了英国政府對医院和机构里的儿童政策。
　　与安娜·弗洛伊德一起工作的同事约翰·鲍尔比，日后成为英国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母爱剥夺实验和依恋理论的创始人。他系统地研究了母爱剥夺对人格发展的不良影响，提出了儿童对母亲的依恋理论，他的著作《依恋》《分离》《丧失》被誉为依恋理论三部曲，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院讲师易春丽认为，这套书的出版，能够让中国的父母重视儿童的早期养育，向大众普及相关的科学育儿的理念，增加人们对婴儿以及对母婴关系的理解。武汉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施琪嘉说，阅读鲍尔比的系列书籍，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并重视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意义，虽然分离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显得稀松平常。
　　“替代母亲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替代亲生母亲？”讲座上，一位母亲向主讲专家提出了这个问题。
　　专家回答说：“关键在替代的质量。稳定的依恋关系对孩子是最重要的，把孩子送托儿所，如果有高质量的照顾也是好的，所以养育的质量很重要。”专家的这一观点，给了纠结、自责的母亲以宽慰。的确，纵观众多早期分离个案，真正给孩子造成负面影响的，除了与母亲的早期分离本身，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没有得到高质量的替代养育，这才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系统思维。
　　有父母在身边，或有高质量的替代养育，才会有无忧无虑的童年。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