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处长现象”的负面效应延伸开来，我们不免将目光投到前不久制订的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人们就不免要对反腐败《规划》寄托更大的期望。除了围绕监督权、反腐败目标的突破和跨越外，我认为，亟待突破或跨越的议题之一，就是围绕干部体制的突破和跨越。
　　“处长现象”的主角们为何有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市场？反腐败如何有实质性的推进？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规划》中有不少方面都涉及到我国的干部体制问题，例如，“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推进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和交流制度”，等等。
　　干部体制的创新突破，就是从根本上实现选人用人上的“政府”模式向“市场”模式的变革，具体地说，就是扬弃我国以委任制为主导的干部选拔任用模式，而创新以市场竞争制为主导的市场化模式。放眼望去，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基本都已实现了人才管理的市场化。世界大多数国家之所以从根本上治理了用人腐败，包括在美国曾经一度流行的“政党分肥”式腐败，一个根本的制度变革就是走向市场化：政务官通过选票市场来决定，事务官和其他各类专业人士，都统统通过相应的人才市场决定；在同时有多个需求和多个供给的情况下，通过竞争作出选择，实现均衡。也许有人担心，既然实现了根本的市场化，党的干部政策还怎么发挥作用？这种担心其实不必要，党的干部政策，以及政府对于公共人才的在政治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可以通过前置推荐、审查等来实施。如果將决定机制交由市场，就一定要有竞争，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发挥竞争的作用。按照这个思路，有关“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提法就应该改为“普遍实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没有理由，任何岗位都不搞例外。（作者为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