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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9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为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和吴孟超两位院士颁发了奖励证书及500万元奖金。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已经是第五次颁发给为中国科技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在此之前，有袁隆平、吴文俊、金怡濂、王选、黄昆、王永志、刘东生等７位著名科学家获此殊荣。
2005年度的两位获奖者，一位是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叶笃正。他在1948年创立了气象动力学三大经典理论之一的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2003年他曾经获得第48届世界气象组织奖，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被人称做“气象诺贝尔奖”。
另一名获奖者吴孟超是著名的肝脏外科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他在肝胆领域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中国的肝癌治疗水平，肝癌患者切除手术后5年生存率已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提高到现在的近50%。
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期间，记者见到了吴孟超院士，比起两年前记者在上海采访时见到的他，明显地多了一些疲惫和苍老，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明亮如昔。
走出南洋
1922年，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县的一个村庄，因为家里很穷，父亲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寻求谋生之道。在吴孟超5岁那年，母亲领着他和弟弟也到了马来西亚，与父亲团圆。
记者：在马来西亚的童年生活一定给您很深刻的记忆吧？
吴孟超：是的，应该说，我的童年是蛮艰难的。我父亲最早是在吉隆坡打工，后来到马来西亚西部去，几年后把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接过去了。我家在那里搞什么呢？搞米粉，就是把米泡了，然后把它磨成浆，浆再压成一个团，放在石臼里打。打这个东西需要力气，我年纪小，父亲就让我站在石杵上当加压的力量。每天早上很早我就要起床。父亲很严，如果我做得不认真，他就会骂我。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吴孟超：很严厉。但是这种严厉也让我很受益。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是班长，上课时间到了，有一个同学没来，我就急了，跑出去叫他。这个同学拿了个砚台去打水，正往回走。结果我跑出去砰的一下撞到他，砚台打破了，这个同学就哭了。我吓坏了。打破了要赔啊，我家里又穷，怎么办呢？果然，这个同学告诉他爸爸，他爸爸就到我父亲那里，要求赔。我晓得那天回家肯定没有好事，所以晚上回去一看我父亲脸色不对，就一声不响吃完饭睡觉了。然而那样父亲也不放过我，他拎着一根藤条：“起来，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儿，赶紧说！”我只好说我今天把人家的砚台碰破了。结果他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
记者：其实是被冤枉的。
吴孟超：冤枉也有一点冤枉。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也有一点太傲了。班长，管人嘛，神气了，可是回头想想当时还是应该好好地去找，跟同学好好地讲一讲嘛。所以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与人相处要平等待人。
记者：母亲对您也很严厉吗？
吴孟超：父亲对我很严，母亲对我很好，母亲啊……我是老大，我从国内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是母亲带着我出去的，路上受的苦难太多了。我母亲生了七个兄弟姐妹。她非常疼爱我，特别是很支持我念书。我知道母亲也很不容易，所以在学校念书也很争气，不是班长就是副班长。
1936年，吴孟超考上了当地华侨办的光华中学，校名是孙中山先生亲笔所题。所谓“光华”，即“光耀中华”之意。在那里，吴孟超开始接受了爱国思想的熏陶，在幼小的心灵里，爱国的种子开始发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多次到南洋向华人宣讲抗日局势，号召海外华人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募捐支前。光华中学校长也在学校里广泛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活动，这使吴孟超了解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抗战主张，还知道了有一支坚决抗日的八路军队伍正活跃在祖国抗战的前方。
即将毕业那年，吴孟超和他的同学把本来用于毕业聚餐的费用省下来，通过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寄到延安。
就在毕业典礼即将举行的时候，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和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这让吴孟超和全校师生都激动不已。原本就渴望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吴孟超和他的六位同学立即作出了出乎家人意料之外的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1940年，18岁的吴孟超和6位同伴一起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记者：您当时从马来西亚回来的途中，应该说是几经周折的吧？
吴孟超：对，当时经过了几个地方才回国。我从北婆罗洲坐船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坐船到现在的胡志明市，过去叫西贡。在西贡登陆的时候，要办过境签证。在那里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法国的海关非要我们摁手印，不准签字。我说我会写英文，也可以写中文，为什么要摁手印？因为当时在我们的印象中，摁手印是对一个人的侮辱，所以我们感到很气愤，这是对我们民族的侮辱。
记者：那你们怎么办？
吴孟超：因为只能从那里过境，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摁了。对我来讲，这真的是一个最大的耻辱。
记者：这件事当时对你们的行程有什么影响吗？
吴孟超：本来我们打算停留两天再走的，那天因为感到非常屈辱，就决定马上坐车去昆明了。从河口过了桥就到了中国地盘，大家都非常高兴啊，回到中国了。那时我们是准备要去延安的。
记者：为什么没去呢？
吴孟超：我们高年级的同学说不可能，延安在什么地方还搞不清楚，不可能去。后来我们就决定继续念书，大家就都考进了同济大学附中。
这年8月，吴孟超考进了昆明的同济大学 附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使他们与家中失去联系，经济来援的中断，使其他6位同学不得不放弃了学业，只有吴孟超一人支撑到毕业。
记者：我知道那段时间你们过得挺艰苦，跟您一起回国的几位同学都放弃了学业，是什么原因让您坚持下来的呢？
吴孟超：我父亲告诉过我，家里很穷，只能够供你这大儿子念书。我们是穷人，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念书，才有出息。我记住父亲这句话了。经济断掉了我也要坚持读。怎么坚持呢？好在当时学校对学生免收学费，吃饭可以不要钱，之外的开支就得自己去挣了。所以卖报人我做过，小学教员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
记者：您后来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您为什么选择学医呢？
吴孟超：为什么学医？我原来是想学工的。讲心里话，当时我很想学工，因为我小的时候采过橡胶的，也就是割胶。还有呢，我喜欢编篮子，我编篮子编得很好，当时很多同学都要跟我学，我们就一起研究，怎么编得更好，所以我想学一些工艺方面的学科。但是我的夫人，那时还是女朋友了，她劝我学医，她也是学医的。我想想也对，我们这些人平民出身，也没有什么政治后台，学了医，本事在我脑子里，将来就不愁生活了。所以我说那我就学医吧。
抗战胜利后，吴孟超的父亲曾经回到国内，劝说儿子返回马来西亚，但吴孟超对父亲说，抗战胜利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了，我希望能在国内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令吴孟超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父子俩的诀别。
1956年，吴孟超的父亲患了胆囊结石，由于当地的医疗水平低下，做了两次手术后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吴孟超才得到父亲的消息。
这使他心中的伤痛久久不能平复。
吴孟超：对于父亲，我心里是感到非常遗憾的。他对我要求很严，让我念书，让我有了知识，对人民有了贡献。但是我在部队里面，与家里的通信很困难。我并不了解家里的情况。父亲患病的时候，我已经是肝胆外科的医生了。
记者：您自己救了很多病人，却没有机会救自己的父亲。
吴孟超：是啊，父亲患的是胆囊结石，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手术。假如我在的话，这病肯定可以救过来。但是当地的医疗水平不行，开了两次刀，都没有成功。我自己是肝胆外科医生，有这个方面的本事，但是不能为我父亲治病。我知道消息的那天哭了一天啊，难过得不得了。忠孝不能两全啊！
吴孟超的母亲无时不在思念着漂泊回国40多年的儿子，但远在马来西亚，她没有一点关于儿子的音讯。
一天，母亲偶尔从一张香港的报纸上得知中国有位名医叫吴孟超，直觉告诉她，这一定是她的儿子。很快，吴孟超的弟弟就带着母亲的嘱托到了上海。
少小离别的两兄弟在机场抱头痛哭。
记者：后来您有机会见过母亲吗？
吴孟超：没有啊。我母亲是做童养媳到我父亲家的，长大了以后我母亲和我父亲就结婚了。但是家里很穷，她从来没有穿过绣花鞋，也没戴过一个镯子。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弟弟回来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双绣花鞋，买了一对镯子，让弟弟给母亲带去，还把一盘关于我的录像带也带给她。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我也不能出去。我通过弟弟，约定那年稍晚一点母亲到上海来，我们就可以相聚。但没有想到，弟弟回去几天后，她就去世了，无疾而终。我们想，她可能觉得心里的牵挂已经没有了，就很放心地走了。
85岁高龄的母亲手里握着儿子的照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吴孟超为此整整哭了好几天。
1992年，吴孟超带着妻子回到阔别53年的马来西亚，在父母的坟前，吴孟超长跪不起。
万里长征第一步
肝脏手术长期被世界医学界认为是手术的禁区。要在血管密布、管道众多的肝脏上动手术，无异于在刀锋上舞蹈。医生微小的不慎都将会导致病人大出血死亡。
世界上第一例肝癌手术是在德国实施的，1888年，一位女病人接受了肝脏切除手术。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世界上手术成功的报道极少。
因此，肝癌切除手术到现在只有短短的118年历史。
而中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肝胆外科还是一片空白。
1956年，一位外国肝胆外科专家来华了解了中国的肝胆外科现状后，曾经预言：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至少要二三十年。
记者：听到外国专家的话，您是不是很不服气？
吴孟超：那当然！我这人比较好强，很不服气。我认为中国人不比他们差，只要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往前奔，肯定能成功，肯定比他们快。所以当时我们就从这方面积极努力去发展。
这时候的吴孟超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普外科当医生，在“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先生的指点下，他开始关注肝胆外科领域，并与另外两位军医张晓华、胡宏楷组成了三人小组，开展了对肝胆外科领域的研究。
吴孟超：那真是白天黑夜搞研究，除了临床工作以外，就利用晚上时间。没材料怎么办呢？就去找书，找到一本英文版的《肝胆外科入门》，薄薄的，赶紧把它翻译出来。
记者：从翻译这本书开始？那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这个领域就是一个空白？
吴孟超：对，空白。这本书里面也谈到解剖，但是比较粗。所以我们还得自己动手，因为干外科必须熟悉解剖。
记者：那您还要想办法做标本？
吴孟超：对。
1958年，长海医院收治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肝癌患者，医院特别邀请上海的专家主刀。但在手术过程中，病人的肝脏不断出血，几个小时就盛了半脸盆。两天后，病人因流血过多死亡。
这次手术的助手正是吴孟超。
虽然病人家属、院方、医生们都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吴孟超却因此沉默了几天。他知道，病人的死亡是因为大出血，而大出血又是因为肝脏外科的一个薄弱环节——对肝脏解剖的认识不深入所致。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制作肝脏的管道标本，只有把肝脏的各种管道分布弄清楚了，才有可能避免手术中的大出血问题。
但是，做肝脏管道标本谈何容易？理想的标本是用四种不同颜色的液态塑料分别注入肝脏的四种管道系统内，待塑料成为固态后，再用腐蚀剂把塑料外面的肝脏组织全部腐蚀掉，才能成为一架肝内各种管道的主体构型。
当时，长海医院附近有个法医检验所，提供肝脏倒是不成问题。问题是，没有适合的灌注材料。
吴孟超的三人小组曾经为灌注材料跑了好些塑料厂，试用了十几种灌注材料，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因为注入的塑料凝不住，等肝脏组织腐蚀掉时，标本也就散架了。
有意思的是，一个本来毫不相关的消息，却让吴孟超得到了一个大大的灵感。
1959年2月，在东京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获得中国的首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消息传来，全国一片欢呼声，而吴孟超首先的反应却是：做乒乓球的材料赛璐珞，是不是可以用来做肝脏管道标本？
吴孟超：说实在话，那时候是容国团拿了冠军才给我一个启发，我们就拿乒乓球来试试看。从乒乓球厂里面去拿废料，用硝酸泡，泡了以后就变成糨糊一样的液体，然后再打到血管里面去，你会看到肝脏有四个管道系统分布在里面，然后把肝脏泡到硫酸里面腐蚀，正常的肝脏组织腐蚀掉了，剩下的呢，就是塑型的管道。
记者：有了清晰的标本，就能对肝脏的管道分布了如指掌了。
吴孟超：对，那就比较清楚了，以后做手术就方便了。
之后，吴孟超的三人小组一鼓作气，又做出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从大量的观察和资料中，三人小组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肝脏解剖理论。
在1960年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专家们经过研究确认：这是中国医生的肝脏解剖新见解，具有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是中国肝脏解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明。
从那时起，全国所有医院在肝脏解剖学上都采用了这个理论，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可以否认，它确实是肝脏手术成功的奠基石。
而这个理论，也正是吴孟超获得2005年度国家科技大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差点就失去了
最好的肝胆外科医生
1960年3月1日，在第一次肝脏手术失败两年后，长海医院又准备进行第二例肝癌切除手术。
手术由外科主任郑宝琦教授主刀，吴孟超给他当助手。
手术室里充满紧张的气氛，两年前的那场失败令人记忆犹新。
就在手术开始前的最后一刻，突然出现了令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一幕：郑宝琦将手术刀递给了吴孟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宝琦是吴孟超人生转折关头的关键人物。
记者：当郑教授把这个手术刀交给您的那个时刻，您是怎么想的？
吴孟超：一刹那间，我觉得主任对我太信任了，我心里也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感激，同时我也感到我的责任非常重大。
当年，吴孟超大学毕业时，因为小儿科的成绩最好，学校准备留他在同济医院小儿科做医生，他却“不服从分配”，坚持要做外科大夫。
吴孟超：毕业的时候啊，我就要求当外科医生，结果呢我外科成绩考得不好，小儿科考得好。学校要留我当小儿科医生，我不干，我一定要做 外科。
记者：您为什么一定要当外科医生呢？
吴孟超：我觉得我从小就得到锻炼，比如割橡胶啊，编篮子啊。因此手比较适合做手术，灵活。另外呢，解放初在上海，我参加过医院抢救伤员的工作，实习过，我觉得自己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比较合适的。
记者：那人家不让您做外科，您怎么办？
吴孟超：我就去找管事的教授，结果他给我说了一句很刺激的话：外科没有名额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个子这么矮，这么小，能做外科医生吗？我气坏了，拔腿就走，心想我非做外科给你看看！
不久，华东人民医学院（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招聘，郑宝琦教授正是外科的考官。
如果没有郑宝琦的慧眼识人，中国就失去了最好的肝胆外科医生。
现在，郑宝琦教授又一次把机会给了吴孟超。尽管周围的人很吃惊，郑教授却对吴孟超抱着十分的信任，这让吴孟超很感动。他终究没有辜负老师的希望，手术成功了。而且，这是中国首例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
这一天，距离那位外国专家关于中国要赶上世界肝脏外科水平还得二三十年的预言，仅仅过去了四年。
这一天，也是吴孟超医学生涯的新起点。
之后，吴孟超发明了“常温下肝门间隙阻断法”。1962年，他将手术刀伸向了在肝脏上的位置最为险要的中肝叶，并成功完成了手术，一举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
在以后的岁月里，吴孟超不断创新、挑战，首创“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使手术成功率不断提高，进入20世纪80年代已无手术死亡。
1983年，凭着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吴孟超成功地为一个年仅4个月的婴儿摘除重达600克的肝脏肿瘤，震惊了世界医学界。
1997年，率杨甲梅教授等，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减体积”和“背驮式原位肝移植”两种新技术，成功地为一名患有严重肝豆状核变性的9岁患者进行了肝移植。
1999年，与陈汉教授一起，再次为一术后33年肝癌复发的病人进行肝癌切除术，术后病人健康如常人，是该院存活时间最长的肝癌病人。
记者：您一生做过了太多肝脏外科手术。我猜想，安徽农民陆本海的那个手术，大概是您最难忘的吧？
吴孟超：陆本海的那个血管瘤啊，18公斤重。我那时候在西安，1975年的时候，他来了，肚子很大，像怀孕一样。我们就把他收进来了，组织全院研究。大家非常重视，一定要把手术做成功。
当陆本海挺着个像十月怀胎的孕妇那样的大肚子，出现在吴孟超面前，让见过无数肝病患者的吴孟超也不免有些吃惊。
原来，陆本海在八年前就被发现腹部长了个拳头大小的瘤子，医生认为是肝癌，没法治，就对他说：想吃啥好的就吃点吧。但几年过去了，他还活着，只是那个瘤子越长越大了。换了个医院，医生觉得如果是肝癌，病人就活不了这么长，做个穿刺看看吧。不料引起大出血，把医生吓得够呛。好不容易止了血，再没医生敢接这个手术了。
吴孟超仔细为他做了检查，确认这是一个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切除。
但要切除这么大的瘤子，谁都觉得把握不大。
据国外医学文献报道，美国著名的斯隆·凯特林肿瘤研究所在以往的30年中，曾经收治了22例“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所谓“巨大”，是指肿瘤的直径在4厘米以上。他们对其中的10例做了手术，其中1例瘤体约25厘米，因为太大没有切除。血管瘤在人体内随时都会发生外伤性或自发性破裂，一旦破裂，即使在技术先进的国家，抢救的成功率也很低。
但是，面对着陆本海痛苦的面容和求生的渴望，吴孟超无法拒绝。
医院党委也十分重视这个手术，调集了15个科室共40多名医务人员，成立了9个协作组，分别负责指挥、参谋、手术、麻醉、内科、输血、特护、后勤、联络等环节，确保吴孟超的手术成功。
记者：当时在国际上也没有做过这么大的血管瘤切除手术，您有把握吗？
吴孟超：议论有啊，说你们这么大的肿瘤敢做啊？看热闹的也有啊，但是多数人都支持，院领导出面组织，校领导也很重视，组织了好几个班子，那我当然有信心了。手术从早上八点钟一直做到晚上8点钟。
记者：整整用了12个小时。
吴孟超：做成功了，做成功了！非常高兴，校领导就站在边上看，院领导也在场。
1975年2月8日，吴孟超用了整整12个小时，从陆本海的腹部摘下了一个直径63厘米、重达18公斤的血管瘤！
这个手术，至今仍然保持着世界记录。
这次在北京，吴孟超的助手告诉记者，2005年，陆本海还与吴孟超有过联系呢。
从1975年手术那天的再生到现在，陆本海已经整整存活了31年。
40年来，吴孟超成功实施了3000余例肝脏切除术，手术成功率达98.5%，而陆本海的存活年限已经成为世界之最。
出神入化的双手
记者在几年前曾采访过中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吴阶平，他说，外科医生要有一双灵巧的手，他自己就有一双很适合做手术的手：小，灵活，以至许多外国同行都用“三只手”来形容其灵动和灵巧。
那么，吴孟超有着一双怎样的手呢？
他的学生说，医生分为几等，第一等是小医生，第二等是主治医生，第三等是大师级的医生，而吴孟超是那种属于魔鬼级的医生。
这个“魔鬼级”，除了医术的精湛和境界，恐怕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有一双很神奇的手。
1986年，国际肝炎与肝癌会议在上海召开，日本医学界派来一个摄制组，专门拍摄吴孟超的手术过程。
他们当然知道这次拍摄的重要意义，摄影师非常尽心尽力，整整工作了一个上午，一个细节也不放过。
最后，他们终于满意而归。
可是，吴孟超的学生们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知道，双手的感觉绝不是摄像机能记录下来的：老爷子那手感能印到胶片上吗？大家都在肝下面的小窟窿里做手术，但其中的奥妙绝不相同。不要说日本人，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那手伸进去是如何感觉的！日本人的摄像机就能弄去？
两年前，记者就曾目睹了吴孟超做手术的过程，他将双手伸进病患的腹中，抬着头，手在里面摸呀摸呀，凭着手感就准确地找到手术部位。这种出神入化的手感，那真的是“魔鬼”才能有的。
而吴孟超自己却说，他们说得太夸张了，我这双手呀，就是小时候跟父亲去橡胶园割胶练出来的。
记者：大家都说您的手非常神奇，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吴孟超：他们都把它神化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想我做手术呢，主要靠知识，解剖最重要，比如我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大胆地用手去分它，假如这里有大血管那就不能做，所以用手去分的时候，人家就看不出来。所以呢，这个手的技巧非常重要，一定要有技巧，至于这个技巧怎么来的？我是学裘教授的，裘教授也是这样做，他也讲技巧，他熟悉解剖。一定要晓得这个解剖，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或者这个地方有什么大血管，有什么重要的器官，你要了解清楚。往往有时候出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大血管，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重要器官，一剪下去，就出事儿了。所以最要紧的解剖要熟悉。
吴孟超提到的裘教授，就是曾经被德国人誉为“当代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
二战时期，正在德国留学的裘法祖以出神入化的裘氏刀法，挽救了无数德国人的性命。1945年回国后，裘法祖在同济医学院任教，
1954年，裘法祖应邀到第二军医大学做兼职教授。
吴孟超一直把这个时期当成自己最走运的时期，因为在那里，他终于成为他的偶像裘法祖教授的学生。
记者：熟悉裘教授或者听说过他的人都知道“裘式刀法”非常了不得。
吴孟超：“裘式刀法”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手术做的解剖非常清楚。第二个特点，对器官保护得很好，所有器官，不多损伤一个。有的人打开肚子做别的手术，顺手牵羊把阑尾也切掉了，裘教授不会的。第三个特点，做得快，干净利索。第四个呢，病人恢复得快。这就是他的特点。我是抓紧时间向他学习，他也很愿意教我，所以我手术的方法等等都是“裘式刀法”。他还教了我几句话，作为一个外科医生要“会讲，会做，会写”。什么意思呢？“会讲”就是说你会诊要讲，能够讲出一套，上课堂也会教学，要讲得好，要上国际讲台，那就是要有很多学问才行啊，没有学问你到处乱溜达不行，所以要实实在在地做学问。“会做”，那就是说做一件事情成功一件，做一件事情要做好，特别是外科医生，做一个手术要做得漂亮、成功，病人也恢复得快，这是会做。“会写”呢，就是要不断地做总结。
吴孟超在国际上的“名气”，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向外传播的。1979年，他在国际上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那年，他随同吴阶平、陈中伟、杨东岳一起到美国旧金山参加第28届国际外科学学术会议，与会的各国代表有2000多人。中国在此之前，由于历史原因，与国外很少有这样的交流活动，国外不了解中国，中国对国际水平了解得也不多。因此，他们的参会，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在大会发言中，肝胆外科方面的发言有三位，前两位是外国医生，第三位就是吴孟超。
与会的外国专家做梦也想不到，肝胆外科方面会有一匹黑马突然冲杀出来。
前面发言的两位同行做的肝外科手术加起来是18例，成功率30%左右。而吴孟超一人所做的手术达到了181例，成功率91%。
一阵“吴旋风”就这样没有任何征兆地突然刮了起来，同行们纷纷向他祝贺，听众连连向他提问，会后回到饭店，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报纸这么写道：“沉默的中国人以东方特有的睿智悄无声息地跨入了国际肝外科手术的领先行列，而令所有曾经忽视了他们的人大大地吃了一惊……”
吴孟超的论文被大会评为一等奖，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国际外科学会的正式会员。
我宁可死在手术台上
1993年，在吴孟超的组织下，一个融实践和临床为一体的专科研究所和专科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拔地而起。在这个大楼里，有现代化的标准实验室，有可同时开展七台手术的手术室，并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医务人员。
如今，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已经成为中国肝胆外科的一个人才库，他的吴氏军团已经在军内外摘取了数以百计的科研成果。
1996年1月7日，中央军委授予吴孟超“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
在2006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大会上，吴孟超的获奖理由中，有一项就是：“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他领导的学科规模从一个‘三人研究小组’发展到目前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设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奖励为中国肝胆外科事业作出卓著贡献的杰出人才和创新性研究；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通过他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国内外肝脏外科的发展，多数肝癌外科治疗的理论和技术原创于中国，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诊治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
两年前，记者曾经在这座医院里采访了吴孟超院士。头天晚上，他的亲密搭档陈汉教授病逝，令吴孟超心情十分沉重，记者非常担心他能否正常工作。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吴孟超神情平静地进入手术室，一个半小时后，手术结束，他又走向了第二间手术室……
这一天，像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繁忙……
两年后的今天，当记者在北京再次见到吴孟超时，又一次为他超人的精力所震撼，以他84岁的高龄，早就应该退休在家，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了。而他仍然坚持每天做2—3台手术！
回忆自己从事肝胆外科的一生，吴孟超最感激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郑宝琦教授，另一位是他的老师裘法祖先生。
吴孟超说，从裘法祖身上，除了学习精湛的医术，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裘法祖有几句话，不仅他一生都没有忘，还要他的学生也永远记住，这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
吴孟超对学生说，这都是你们做医生、做人的基本素质，一定要记住，对病人要负责任，做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
也许，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吴孟超在耄耋之年依然没有放下手术刀的原因吧。
记者：我听说您现在每天还坚持做两三台手术，曾经有一次，大家都拦着您不让您上手术台了，您反而说宁可死也要死在这个手术台上面。您还说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想得深一点，远一点。您所说的深一点、远一点，是什么呢？
吴孟超：我这个人是实干的，我热爱我的事业，所以我是以医院为家的人。我从早上八点钟上班一直到晚上六七点钟才回去，经常这样子。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我也来看看。手术是我的专长，我也热爱我的这个手术。所以呢，有一些病人请我，要找我那我就给他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帮他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不能停下来。现在我年纪大了，要停下来，人马上就衰老了。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不停地动，不停地干，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才会心安理得。为什么？因为我是农民的孩子，穷苦孩子出身，党培养我，国家培养我，才有我今天，我要把我的一切贡献给党。所以哪怕我哪一天的确是做手术做不动了，哪怕就躺在手术台上我也愿意的，我是这样想的。我这样还是乐观的。但是呢，我也想到今后要培养更多的人才，这非常重要。我希望他们年轻人能够多学一点，多写一点文章，多有一点创新的精神，向国外发表，争取我们的国际地位。还有呢，培养更多的名医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队伍就会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谢文雄）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已经是第五次颁发给为中国科技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在此之前，有袁隆平、吴文俊、金怡濂、王选、黄昆、王永志、刘东生等７位著名科学家获此殊荣。
2005年度的两位获奖者，一位是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叶笃正。他在1948年创立了气象动力学三大经典理论之一的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2003年他曾经获得第48届世界气象组织奖，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被人称做“气象诺贝尔奖”。
另一名获奖者吴孟超是著名的肝脏外科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他在肝胆领域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中国的肝癌治疗水平，肝癌患者切除手术后5年生存率已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提高到现在的近50%。
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期间，记者见到了吴孟超院士，比起两年前记者在上海采访时见到的他，明显地多了一些疲惫和苍老，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明亮如昔。
走出南洋
1922年，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县的一个村庄，因为家里很穷，父亲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寻求谋生之道。在吴孟超5岁那年，母亲领着他和弟弟也到了马来西亚，与父亲团圆。
记者：在马来西亚的童年生活一定给您很深刻的记忆吧？
吴孟超：是的，应该说，我的童年是蛮艰难的。我父亲最早是在吉隆坡打工，后来到马来西亚西部去，几年后把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接过去了。我家在那里搞什么呢？搞米粉，就是把米泡了，然后把它磨成浆，浆再压成一个团，放在石臼里打。打这个东西需要力气，我年纪小，父亲就让我站在石杵上当加压的力量。每天早上很早我就要起床。父亲很严，如果我做得不认真，他就会骂我。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吴孟超：很严厉。但是这种严厉也让我很受益。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是班长，上课时间到了，有一个同学没来，我就急了，跑出去叫他。这个同学拿了个砚台去打水，正往回走。结果我跑出去砰的一下撞到他，砚台打破了，这个同学就哭了。我吓坏了。打破了要赔啊，我家里又穷，怎么办呢？果然，这个同学告诉他爸爸，他爸爸就到我父亲那里，要求赔。我晓得那天回家肯定没有好事，所以晚上回去一看我父亲脸色不对，就一声不响吃完饭睡觉了。然而那样父亲也不放过我，他拎着一根藤条：“起来，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儿，赶紧说！”我只好说我今天把人家的砚台碰破了。结果他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
记者：其实是被冤枉的。
吴孟超：冤枉也有一点冤枉。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也有一点太傲了。班长，管人嘛，神气了，可是回头想想当时还是应该好好地去找，跟同学好好地讲一讲嘛。所以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与人相处要平等待人。
记者：母亲对您也很严厉吗？
吴孟超：父亲对我很严，母亲对我很好，母亲啊……我是老大，我从国内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是母亲带着我出去的，路上受的苦难太多了。我母亲生了七个兄弟姐妹。她非常疼爱我，特别是很支持我念书。我知道母亲也很不容易，所以在学校念书也很争气，不是班长就是副班长。
1936年，吴孟超考上了当地华侨办的光华中学，校名是孙中山先生亲笔所题。所谓“光华”，即“光耀中华”之意。在那里，吴孟超开始接受了爱国思想的熏陶，在幼小的心灵里，爱国的种子开始发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多次到南洋向华人宣讲抗日局势，号召海外华人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募捐支前。光华中学校长也在学校里广泛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活动，这使吴孟超了解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抗战主张，还知道了有一支坚决抗日的八路军队伍正活跃在祖国抗战的前方。
即将毕业那年，吴孟超和他的同学把本来用于毕业聚餐的费用省下来，通过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寄到延安。
就在毕业典礼即将举行的时候，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和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这让吴孟超和全校师生都激动不已。原本就渴望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吴孟超和他的六位同学立即作出了出乎家人意料之外的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1940年，18岁的吴孟超和6位同伴一起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记者：您当时从马来西亚回来的途中，应该说是几经周折的吧？
吴孟超：对，当时经过了几个地方才回国。我从北婆罗洲坐船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坐船到现在的胡志明市，过去叫西贡。在西贡登陆的时候，要办过境签证。在那里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法国的海关非要我们摁手印，不准签字。我说我会写英文，也可以写中文，为什么要摁手印？因为当时在我们的印象中，摁手印是对一个人的侮辱，所以我们感到很气愤，这是对我们民族的侮辱。
记者：那你们怎么办？
吴孟超：因为只能从那里过境，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摁了。对我来讲，这真的是一个最大的耻辱。
记者：这件事当时对你们的行程有什么影响吗？
吴孟超：本来我们打算停留两天再走的，那天因为感到非常屈辱，就决定马上坐车去昆明了。从河口过了桥就到了中国地盘，大家都非常高兴啊，回到中国了。那时我们是准备要去延安的。
记者：为什么没去呢？
吴孟超：我们高年级的同学说不可能，延安在什么地方还搞不清楚，不可能去。后来我们就决定继续念书，大家就都考进了同济大学附中。
这年8月，吴孟超考进了昆明的同济大学 附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使他们与家中失去联系，经济来援的中断，使其他6位同学不得不放弃了学业，只有吴孟超一人支撑到毕业。
记者：我知道那段时间你们过得挺艰苦，跟您一起回国的几位同学都放弃了学业，是什么原因让您坚持下来的呢？
吴孟超：我父亲告诉过我，家里很穷，只能够供你这大儿子念书。我们是穷人，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念书，才有出息。我记住父亲这句话了。经济断掉了我也要坚持读。怎么坚持呢？好在当时学校对学生免收学费，吃饭可以不要钱，之外的开支就得自己去挣了。所以卖报人我做过，小学教员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
记者：您后来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您为什么选择学医呢？
吴孟超：为什么学医？我原来是想学工的。讲心里话，当时我很想学工，因为我小的时候采过橡胶的，也就是割胶。还有呢，我喜欢编篮子，我编篮子编得很好，当时很多同学都要跟我学，我们就一起研究，怎么编得更好，所以我想学一些工艺方面的学科。但是我的夫人，那时还是女朋友了，她劝我学医，她也是学医的。我想想也对，我们这些人平民出身，也没有什么政治后台，学了医，本事在我脑子里，将来就不愁生活了。所以我说那我就学医吧。
抗战胜利后，吴孟超的父亲曾经回到国内，劝说儿子返回马来西亚，但吴孟超对父亲说，抗战胜利了，中国人要扬眉吐气了，我希望能在国内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令吴孟超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父子俩的诀别。
1956年，吴孟超的父亲患了胆囊结石，由于当地的医疗水平低下，做了两次手术后最终还是不治身亡。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吴孟超才得到父亲的消息。
这使他心中的伤痛久久不能平复。
吴孟超：对于父亲，我心里是感到非常遗憾的。他对我要求很严，让我念书，让我有了知识，对人民有了贡献。但是我在部队里面，与家里的通信很困难。我并不了解家里的情况。父亲患病的时候，我已经是肝胆外科的医生了。
记者：您自己救了很多病人，却没有机会救自己的父亲。
吴孟超：是啊，父亲患的是胆囊结石，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手术。假如我在的话，这病肯定可以救过来。但是当地的医疗水平不行，开了两次刀，都没有成功。我自己是肝胆外科医生，有这个方面的本事，但是不能为我父亲治病。我知道消息的那天哭了一天啊，难过得不得了。忠孝不能两全啊！
吴孟超的母亲无时不在思念着漂泊回国40多年的儿子，但远在马来西亚，她没有一点关于儿子的音讯。
一天，母亲偶尔从一张香港的报纸上得知中国有位名医叫吴孟超，直觉告诉她，这一定是她的儿子。很快，吴孟超的弟弟就带着母亲的嘱托到了上海。
少小离别的两兄弟在机场抱头痛哭。
记者：后来您有机会见过母亲吗？
吴孟超：没有啊。我母亲是做童养媳到我父亲家的，长大了以后我母亲和我父亲就结婚了。但是家里很穷，她从来没有穿过绣花鞋，也没戴过一个镯子。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弟弟回来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双绣花鞋，买了一对镯子，让弟弟给母亲带去，还把一盘关于我的录像带也带给她。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我也不能出去。我通过弟弟，约定那年稍晚一点母亲到上海来，我们就可以相聚。但没有想到，弟弟回去几天后，她就去世了，无疾而终。我们想，她可能觉得心里的牵挂已经没有了，就很放心地走了。
85岁高龄的母亲手里握着儿子的照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吴孟超为此整整哭了好几天。
1992年，吴孟超带着妻子回到阔别53年的马来西亚，在父母的坟前，吴孟超长跪不起。
万里长征第一步
肝脏手术长期被世界医学界认为是手术的禁区。要在血管密布、管道众多的肝脏上动手术，无异于在刀锋上舞蹈。医生微小的不慎都将会导致病人大出血死亡。
世界上第一例肝癌手术是在德国实施的，1888年，一位女病人接受了肝脏切除手术。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世界上手术成功的报道极少。
因此，肝癌切除手术到现在只有短短的118年历史。
而中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肝胆外科还是一片空白。
1956年，一位外国肝胆外科专家来华了解了中国的肝胆外科现状后，曾经预言：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至少要二三十年。
记者：听到外国专家的话，您是不是很不服气？
吴孟超：那当然！我这人比较好强，很不服气。我认为中国人不比他们差，只要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往前奔，肯定能成功，肯定比他们快。所以当时我们就从这方面积极努力去发展。
这时候的吴孟超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普外科当医生，在“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先生的指点下，他开始关注肝胆外科领域，并与另外两位军医张晓华、胡宏楷组成了三人小组，开展了对肝胆外科领域的研究。
吴孟超：那真是白天黑夜搞研究，除了临床工作以外，就利用晚上时间。没材料怎么办呢？就去找书，找到一本英文版的《肝胆外科入门》，薄薄的，赶紧把它翻译出来。
记者：从翻译这本书开始？那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这个领域就是一个空白？
吴孟超：对，空白。这本书里面也谈到解剖，但是比较粗。所以我们还得自己动手，因为干外科必须熟悉解剖。
记者：那您还要想办法做标本？
吴孟超：对。
1958年，长海医院收治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肝癌患者，医院特别邀请上海的专家主刀。但在手术过程中，病人的肝脏不断出血，几个小时就盛了半脸盆。两天后，病人因流血过多死亡。
这次手术的助手正是吴孟超。
虽然病人家属、院方、医生们都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吴孟超却因此沉默了几天。他知道，病人的死亡是因为大出血，而大出血又是因为肝脏外科的一个薄弱环节——对肝脏解剖的认识不深入所致。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制作肝脏的管道标本，只有把肝脏的各种管道分布弄清楚了，才有可能避免手术中的大出血问题。
但是，做肝脏管道标本谈何容易？理想的标本是用四种不同颜色的液态塑料分别注入肝脏的四种管道系统内，待塑料成为固态后，再用腐蚀剂把塑料外面的肝脏组织全部腐蚀掉，才能成为一架肝内各种管道的主体构型。
当时，长海医院附近有个法医检验所，提供肝脏倒是不成问题。问题是，没有适合的灌注材料。
吴孟超的三人小组曾经为灌注材料跑了好些塑料厂，试用了十几种灌注材料，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因为注入的塑料凝不住，等肝脏组织腐蚀掉时，标本也就散架了。
有意思的是，一个本来毫不相关的消息，却让吴孟超得到了一个大大的灵感。
1959年2月，在东京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获得中国的首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消息传来，全国一片欢呼声，而吴孟超首先的反应却是：做乒乓球的材料赛璐珞，是不是可以用来做肝脏管道标本？
吴孟超：说实在话，那时候是容国团拿了冠军才给我一个启发，我们就拿乒乓球来试试看。从乒乓球厂里面去拿废料，用硝酸泡，泡了以后就变成糨糊一样的液体，然后再打到血管里面去，你会看到肝脏有四个管道系统分布在里面，然后把肝脏泡到硫酸里面腐蚀，正常的肝脏组织腐蚀掉了，剩下的呢，就是塑型的管道。
记者：有了清晰的标本，就能对肝脏的管道分布了如指掌了。
吴孟超：对，那就比较清楚了，以后做手术就方便了。
之后，吴孟超的三人小组一鼓作气，又做出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从大量的观察和资料中，三人小组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肝脏解剖理论。
在1960年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专家们经过研究确认：这是中国医生的肝脏解剖新见解，具有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是中国肝脏解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明。
从那时起，全国所有医院在肝脏解剖学上都采用了这个理论，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可以否认，它确实是肝脏手术成功的奠基石。
而这个理论，也正是吴孟超获得2005年度国家科技大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差点就失去了
最好的肝胆外科医生
1960年3月1日，在第一次肝脏手术失败两年后，长海医院又准备进行第二例肝癌切除手术。
手术由外科主任郑宝琦教授主刀，吴孟超给他当助手。
手术室里充满紧张的气氛，两年前的那场失败令人记忆犹新。
就在手术开始前的最后一刻，突然出现了令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一幕：郑宝琦将手术刀递给了吴孟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宝琦是吴孟超人生转折关头的关键人物。
记者：当郑教授把这个手术刀交给您的那个时刻，您是怎么想的？
吴孟超：一刹那间，我觉得主任对我太信任了，我心里也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感激，同时我也感到我的责任非常重大。
当年，吴孟超大学毕业时，因为小儿科的成绩最好，学校准备留他在同济医院小儿科做医生，他却“不服从分配”，坚持要做外科大夫。
吴孟超：毕业的时候啊，我就要求当外科医生，结果呢我外科成绩考得不好，小儿科考得好。学校要留我当小儿科医生，我不干，我一定要做 外科。
记者：您为什么一定要当外科医生呢？
吴孟超：我觉得我从小就得到锻炼，比如割橡胶啊，编篮子啊。因此手比较适合做手术，灵活。另外呢，解放初在上海，我参加过医院抢救伤员的工作，实习过，我觉得自己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比较合适的。
记者：那人家不让您做外科，您怎么办？
吴孟超：我就去找管事的教授，结果他给我说了一句很刺激的话：外科没有名额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个子这么矮，这么小，能做外科医生吗？我气坏了，拔腿就走，心想我非做外科给你看看！
不久，华东人民医学院（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招聘，郑宝琦教授正是外科的考官。
如果没有郑宝琦的慧眼识人，中国就失去了最好的肝胆外科医生。
现在，郑宝琦教授又一次把机会给了吴孟超。尽管周围的人很吃惊，郑教授却对吴孟超抱着十分的信任，这让吴孟超很感动。他终究没有辜负老师的希望，手术成功了。而且，这是中国首例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
这一天，距离那位外国专家关于中国要赶上世界肝脏外科水平还得二三十年的预言，仅仅过去了四年。
这一天，也是吴孟超医学生涯的新起点。
之后，吴孟超发明了“常温下肝门间隙阻断法”。1962年，他将手术刀伸向了在肝脏上的位置最为险要的中肝叶，并成功完成了手术，一举突破了“禁区中的禁区”。
在以后的岁月里，吴孟超不断创新、挑战，首创“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使手术成功率不断提高，进入20世纪80年代已无手术死亡。
1983年，凭着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吴孟超成功地为一个年仅4个月的婴儿摘除重达600克的肝脏肿瘤，震惊了世界医学界。
1997年，率杨甲梅教授等，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减体积”和“背驮式原位肝移植”两种新技术，成功地为一名患有严重肝豆状核变性的9岁患者进行了肝移植。
1999年，与陈汉教授一起，再次为一术后33年肝癌复发的病人进行肝癌切除术，术后病人健康如常人，是该院存活时间最长的肝癌病人。
记者：您一生做过了太多肝脏外科手术。我猜想，安徽农民陆本海的那个手术，大概是您最难忘的吧？
吴孟超：陆本海的那个血管瘤啊，18公斤重。我那时候在西安，1975年的时候，他来了，肚子很大，像怀孕一样。我们就把他收进来了，组织全院研究。大家非常重视，一定要把手术做成功。
当陆本海挺着个像十月怀胎的孕妇那样的大肚子，出现在吴孟超面前，让见过无数肝病患者的吴孟超也不免有些吃惊。
原来，陆本海在八年前就被发现腹部长了个拳头大小的瘤子，医生认为是肝癌，没法治，就对他说：想吃啥好的就吃点吧。但几年过去了，他还活着，只是那个瘤子越长越大了。换了个医院，医生觉得如果是肝癌，病人就活不了这么长，做个穿刺看看吧。不料引起大出血，把医生吓得够呛。好不容易止了血，再没医生敢接这个手术了。
吴孟超仔细为他做了检查，确认这是一个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切除。
但要切除这么大的瘤子，谁都觉得把握不大。
据国外医学文献报道，美国著名的斯隆·凯特林肿瘤研究所在以往的30年中，曾经收治了22例“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所谓“巨大”，是指肿瘤的直径在4厘米以上。他们对其中的10例做了手术，其中1例瘤体约25厘米，因为太大没有切除。血管瘤在人体内随时都会发生外伤性或自发性破裂，一旦破裂，即使在技术先进的国家，抢救的成功率也很低。
但是，面对着陆本海痛苦的面容和求生的渴望，吴孟超无法拒绝。
医院党委也十分重视这个手术，调集了15个科室共40多名医务人员，成立了9个协作组，分别负责指挥、参谋、手术、麻醉、内科、输血、特护、后勤、联络等环节，确保吴孟超的手术成功。
记者：当时在国际上也没有做过这么大的血管瘤切除手术，您有把握吗？
吴孟超：议论有啊，说你们这么大的肿瘤敢做啊？看热闹的也有啊，但是多数人都支持，院领导出面组织，校领导也很重视，组织了好几个班子，那我当然有信心了。手术从早上八点钟一直做到晚上8点钟。
记者：整整用了12个小时。
吴孟超：做成功了，做成功了！非常高兴，校领导就站在边上看，院领导也在场。
1975年2月8日，吴孟超用了整整12个小时，从陆本海的腹部摘下了一个直径63厘米、重达18公斤的血管瘤！
这个手术，至今仍然保持着世界记录。
这次在北京，吴孟超的助手告诉记者，2005年，陆本海还与吴孟超有过联系呢。
从1975年手术那天的再生到现在，陆本海已经整整存活了31年。
40年来，吴孟超成功实施了3000余例肝脏切除术，手术成功率达98.5%，而陆本海的存活年限已经成为世界之最。
出神入化的双手
记者在几年前曾采访过中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吴阶平，他说，外科医生要有一双灵巧的手，他自己就有一双很适合做手术的手：小，灵活，以至许多外国同行都用“三只手”来形容其灵动和灵巧。
那么，吴孟超有着一双怎样的手呢？
他的学生说，医生分为几等，第一等是小医生，第二等是主治医生，第三等是大师级的医生，而吴孟超是那种属于魔鬼级的医生。
这个“魔鬼级”，除了医术的精湛和境界，恐怕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有一双很神奇的手。
1986年，国际肝炎与肝癌会议在上海召开，日本医学界派来一个摄制组，专门拍摄吴孟超的手术过程。
他们当然知道这次拍摄的重要意义，摄影师非常尽心尽力，整整工作了一个上午，一个细节也不放过。
最后，他们终于满意而归。
可是，吴孟超的学生们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知道，双手的感觉绝不是摄像机能记录下来的：老爷子那手感能印到胶片上吗？大家都在肝下面的小窟窿里做手术，但其中的奥妙绝不相同。不要说日本人，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那手伸进去是如何感觉的！日本人的摄像机就能弄去？
两年前，记者就曾目睹了吴孟超做手术的过程，他将双手伸进病患的腹中，抬着头，手在里面摸呀摸呀，凭着手感就准确地找到手术部位。这种出神入化的手感，那真的是“魔鬼”才能有的。
而吴孟超自己却说，他们说得太夸张了，我这双手呀，就是小时候跟父亲去橡胶园割胶练出来的。
记者：大家都说您的手非常神奇，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吴孟超：他们都把它神化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想我做手术呢，主要靠知识，解剖最重要，比如我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大胆地用手去分它，假如这里有大血管那就不能做，所以用手去分的时候，人家就看不出来。所以呢，这个手的技巧非常重要，一定要有技巧，至于这个技巧怎么来的？我是学裘教授的，裘教授也是这样做，他也讲技巧，他熟悉解剖。一定要晓得这个解剖，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或者这个地方有什么大血管，有什么重要的器官，你要了解清楚。往往有时候出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大血管，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重要器官，一剪下去，就出事儿了。所以最要紧的解剖要熟悉。
吴孟超提到的裘教授，就是曾经被德国人誉为“当代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
二战时期，正在德国留学的裘法祖以出神入化的裘氏刀法，挽救了无数德国人的性命。1945年回国后，裘法祖在同济医学院任教，
1954年，裘法祖应邀到第二军医大学做兼职教授。
吴孟超一直把这个时期当成自己最走运的时期，因为在那里，他终于成为他的偶像裘法祖教授的学生。
记者：熟悉裘教授或者听说过他的人都知道“裘式刀法”非常了不得。
吴孟超：“裘式刀法”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手术做的解剖非常清楚。第二个特点，对器官保护得很好，所有器官，不多损伤一个。有的人打开肚子做别的手术，顺手牵羊把阑尾也切掉了，裘教授不会的。第三个特点，做得快，干净利索。第四个呢，病人恢复得快。这就是他的特点。我是抓紧时间向他学习，他也很愿意教我，所以我手术的方法等等都是“裘式刀法”。他还教了我几句话，作为一个外科医生要“会讲，会做，会写”。什么意思呢？“会讲”就是说你会诊要讲，能够讲出一套，上课堂也会教学，要讲得好，要上国际讲台，那就是要有很多学问才行啊，没有学问你到处乱溜达不行，所以要实实在在地做学问。“会做”，那就是说做一件事情成功一件，做一件事情要做好，特别是外科医生，做一个手术要做得漂亮、成功，病人也恢复得快，这是会做。“会写”呢，就是要不断地做总结。
吴孟超在国际上的“名气”，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向外传播的。1979年，他在国际上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那年，他随同吴阶平、陈中伟、杨东岳一起到美国旧金山参加第28届国际外科学学术会议，与会的各国代表有2000多人。中国在此之前，由于历史原因，与国外很少有这样的交流活动，国外不了解中国，中国对国际水平了解得也不多。因此，他们的参会，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在大会发言中，肝胆外科方面的发言有三位，前两位是外国医生，第三位就是吴孟超。
与会的外国专家做梦也想不到，肝胆外科方面会有一匹黑马突然冲杀出来。
前面发言的两位同行做的肝外科手术加起来是18例，成功率30%左右。而吴孟超一人所做的手术达到了181例，成功率91%。
一阵“吴旋风”就这样没有任何征兆地突然刮了起来，同行们纷纷向他祝贺，听众连连向他提问，会后回到饭店，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报纸这么写道：“沉默的中国人以东方特有的睿智悄无声息地跨入了国际肝外科手术的领先行列，而令所有曾经忽视了他们的人大大地吃了一惊……”
吴孟超的论文被大会评为一等奖，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国际外科学会的正式会员。
我宁可死在手术台上
1993年，在吴孟超的组织下，一个融实践和临床为一体的专科研究所和专科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拔地而起。在这个大楼里，有现代化的标准实验室，有可同时开展七台手术的手术室，并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医务人员。
如今，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已经成为中国肝胆外科的一个人才库，他的吴氏军团已经在军内外摘取了数以百计的科研成果。
1996年1月7日，中央军委授予吴孟超“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
在2006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大会上，吴孟超的获奖理由中，有一项就是：“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他领导的学科规模从一个‘三人研究小组’发展到目前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设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奖励为中国肝胆外科事业作出卓著贡献的杰出人才和创新性研究；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专门人才。通过他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国内外肝脏外科的发展，多数肝癌外科治疗的理论和技术原创于中国，使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诊治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
两年前，记者曾经在这座医院里采访了吴孟超院士。头天晚上，他的亲密搭档陈汉教授病逝，令吴孟超心情十分沉重，记者非常担心他能否正常工作。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吴孟超神情平静地进入手术室，一个半小时后，手术结束，他又走向了第二间手术室……
这一天，像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繁忙……
两年后的今天，当记者在北京再次见到吴孟超时，又一次为他超人的精力所震撼，以他84岁的高龄，早就应该退休在家，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了。而他仍然坚持每天做2—3台手术！
回忆自己从事肝胆外科的一生，吴孟超最感激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郑宝琦教授，另一位是他的老师裘法祖先生。
吴孟超说，从裘法祖身上，除了学习精湛的医术，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裘法祖有几句话，不仅他一生都没有忘，还要他的学生也永远记住，这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
吴孟超对学生说，这都是你们做医生、做人的基本素质，一定要记住，对病人要负责任，做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
也许，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吴孟超在耄耋之年依然没有放下手术刀的原因吧。
记者：我听说您现在每天还坚持做两三台手术，曾经有一次，大家都拦着您不让您上手术台了，您反而说宁可死也要死在这个手术台上面。您还说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想得深一点，远一点。您所说的深一点、远一点，是什么呢？
吴孟超：我这个人是实干的，我热爱我的事业，所以我是以医院为家的人。我从早上八点钟上班一直到晚上六七点钟才回去，经常这样子。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我也来看看。手术是我的专长，我也热爱我的这个手术。所以呢，有一些病人请我，要找我那我就给他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帮他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不能停下来。现在我年纪大了，要停下来，人马上就衰老了。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不停地动，不停地干，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为人民多做一点工作才会心安理得。为什么？因为我是农民的孩子，穷苦孩子出身，党培养我，国家培养我，才有我今天，我要把我的一切贡献给党。所以哪怕我哪一天的确是做手术做不动了，哪怕就躺在手术台上我也愿意的，我是这样想的。我这样还是乐观的。但是呢，我也想到今后要培养更多的人才，这非常重要。我希望他们年轻人能够多学一点，多写一点文章，多有一点创新的精神，向国外发表，争取我们的国际地位。还有呢，培养更多的名医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队伍就会越来越大。
（责任编辑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