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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次，我很想对母亲把那个称为羊城的广州淋漓尽致地讲诉一番，像解谜一样，一层层解开，能够让她看到谜底。然而，我每次却如鲠在喉，还是把想法烂在了肚子里。母亲在山里生山里长，从未出过远门，对南方以南的广州，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她没有机会去广州，但她对广州的关注，远远超过了自己居住的乡村与县城。因为，在那遥远的广州，有她两个为生活奔波的儿子，还有从这座南方城市寄出的信件与包裹。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我父亲的辞世，我的两个弟弟不得不随着南下的人流，陆续去广州打工谋生。家，是母亲心中的世界。我父亲走了，两个弟弟继而又离开家，母亲心中的世界就散了。尽管，当时母亲已经从乡村迁入了县城，但她乘坐的车程最长没有超过四十公里，她对千里之外四通八达的广州，认识更是几乎为零。母亲无从知晓，她称之为羊城的广州，对于打工者来说，是一个由汗水、泪水组成的城市，并以汹涌之势向佛山、顺德、番禺、东莞、增城，甚至深圳、汕头扩散……母亲没有进过正规的校门，大字不识几个，弟弟的来信，都是我念给母亲听的，当母亲听到前后不同的寄信地址时，心中就有了疑惑与不安。为了消除母亲心中的疑惑，我给她打了一个广州好比是县城，东莞就像乡镇，深圳俨如村庄的比喻。母亲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疑团还是渐渐消除了。
当《一封家书》让李春波星光频现的年月，我的大弟却不知何故，中断了流水账似的来信。大弟仿佛在广州隐匿了，连在东莞的二弟也无从与他联系。
每每母亲问起老二是否来信，我都以大弟可能工作太忙劝解她。
问多了，我也烦了。我对母亲说，他是在广州打工，你以为坐办公室呢。就是这样一句话，把母亲噎住了，她转身开始偷偷地抹泪。
一个月、二个月、半年、一年……我每次看到的是，母亲问信时无奈而失望的神情。一年之后，母亲每次接到老三的来信，便泪眼涟涟，总问有没有老二的音讯，问得我心里都空落落的，不知所措。我赶紧去信给二弟，让他来信说联系上大弟了，好让母亲心中有个安慰。然而，这种善意的谎言无法抵挡住时间的软刀。
翌年春节的前夕，母亲叫老三传信给老二，说不管怎样忙，没空写信，但必须打个电话回家报个平安。新春的钟声敲响了，电话里再次传来的是老三的问候，母亲哽咽了许久，之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在后来的来信中，大弟一直没有与母亲谈起他为何失去音讯的事。见面我问大弟时，都被他轻描淡写地一句带过了。是呀，那样潦倒的日子，不说也罢。大弟感慨：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广州有开放的襟怀，但也有冷漠的一面。他无望无助甚至万念俱灰的时候，看到深南大道上的拓荒牛雕塑，自己又找到了精神的支点。
母子连心。母亲看不了报纸，她能连接广州的讯息途径，除了儿子的来信，还有电视。母亲不但关注着南方城市的新闻事件，而且还关注着南方城市的天气变化。2003年春天的一场“非典”（SARS），把母亲的心提到了嗓子口，她每天都在关注着广州及其周边城市的防控状况。母亲在这年春天的牵肠挂肚，母亲在这年春天的祈祷，绝不少于老二失去音讯的那段日子。“非典”时期，母亲每天都期盼着儿子来信来电话，但每次电话来了，她都会说电话费钱，还是多写信。在邻人眼里，母亲瘦弱的身体中透着一种坚韧。
让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因为工作出差到了广州。想想都后怕，那对母亲是一个怎样的心理压力。
人，经历了“非典”那样的疫情，更加会懂得家的温暖与爱的珍贵。
那是人生一段最为郁闷而又无法消解的日子。三兄弟同在广州，却无法相聚。而我和两个弟弟，像约好了似的，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
许是长期受傳统文化的滋养和影响，我觉得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信，甚至视频等现代通讯工具，与手写书信相比，便捷之余，仿佛缺乏一种温情，少了一份关爱。我每次给南方城市的弟弟写信，最后一句基本上是格式化了：多给母亲写信，有事说事，无事报个平安！
后来，两个弟弟经过多年的打拼，基本融入了这座南方的城市，他俩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就是最好的明证。再后来，两个弟弟陆续在东莞和汕头成了家。同时，大弟在汕头开了面包房，有了自己的店铺，而二弟呢，在广州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生意都步入了正轨。我曾对母亲说，定个时间，陪你去广州走走，主要是去看看儿子媳妇，还有孙子孙女。母亲因为晕车，一直没有成行。每一次陪母亲回老家，她坐短途车都晕得厉害，等于生了一场病，我们三兄弟再也不敢提去广州的话题了。
到了2014年，我的儿子，也就是母亲的长孙大学毕业进入广州，然后在深圳工作。母亲与广州，又多了一层联系。母亲已是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她的听力已经不如以前。然而，她特别喜欢听电话，尤其是她的长孙给她的电话。更多的时候，她只是问一问吃过饭没有，节假日回不回家？
直到现在，母亲对于广州、深圳、东莞、汕头等区域，还没有一个地理概念。或许，母亲曾经听过广州有关“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民间传说，她觉得广州叫羊城，是十分的吉祥与美好，抑或有一条亲情的纽带与之牵连，于是，母亲的生活中就有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羊城。
没有人能够界定称之为羊城的广州，在母亲心目中的样子。而我，也无法描绘。我想，在我母亲心中，肯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原载《鹿呜》杂志2016年5期。略有删改）
（洪忠佩，江西婺源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出版散文集《感谢昨天》《影像·记忆》《婺源的桥》等。）
编辑：刘亚荣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我父亲的辞世，我的两个弟弟不得不随着南下的人流，陆续去广州打工谋生。家，是母亲心中的世界。我父亲走了，两个弟弟继而又离开家，母亲心中的世界就散了。尽管，当时母亲已经从乡村迁入了县城，但她乘坐的车程最长没有超过四十公里，她对千里之外四通八达的广州，认识更是几乎为零。母亲无从知晓，她称之为羊城的广州，对于打工者来说，是一个由汗水、泪水组成的城市，并以汹涌之势向佛山、顺德、番禺、东莞、增城，甚至深圳、汕头扩散……母亲没有进过正规的校门，大字不识几个，弟弟的来信，都是我念给母亲听的，当母亲听到前后不同的寄信地址时，心中就有了疑惑与不安。为了消除母亲心中的疑惑，我给她打了一个广州好比是县城，东莞就像乡镇，深圳俨如村庄的比喻。母亲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疑团还是渐渐消除了。
当《一封家书》让李春波星光频现的年月，我的大弟却不知何故，中断了流水账似的来信。大弟仿佛在广州隐匿了，连在东莞的二弟也无从与他联系。
每每母亲问起老二是否来信，我都以大弟可能工作太忙劝解她。
问多了，我也烦了。我对母亲说，他是在广州打工，你以为坐办公室呢。就是这样一句话，把母亲噎住了，她转身开始偷偷地抹泪。
一个月、二个月、半年、一年……我每次看到的是，母亲问信时无奈而失望的神情。一年之后，母亲每次接到老三的来信，便泪眼涟涟，总问有没有老二的音讯，问得我心里都空落落的，不知所措。我赶紧去信给二弟，让他来信说联系上大弟了，好让母亲心中有个安慰。然而，这种善意的谎言无法抵挡住时间的软刀。
翌年春节的前夕，母亲叫老三传信给老二，说不管怎样忙，没空写信，但必须打个电话回家报个平安。新春的钟声敲响了，电话里再次传来的是老三的问候，母亲哽咽了许久，之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在后来的来信中，大弟一直没有与母亲谈起他为何失去音讯的事。见面我问大弟时，都被他轻描淡写地一句带过了。是呀，那样潦倒的日子，不说也罢。大弟感慨：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广州有开放的襟怀，但也有冷漠的一面。他无望无助甚至万念俱灰的时候，看到深南大道上的拓荒牛雕塑，自己又找到了精神的支点。
母子连心。母亲看不了报纸，她能连接广州的讯息途径，除了儿子的来信，还有电视。母亲不但关注着南方城市的新闻事件，而且还关注着南方城市的天气变化。2003年春天的一场“非典”（SARS），把母亲的心提到了嗓子口，她每天都在关注着广州及其周边城市的防控状况。母亲在这年春天的牵肠挂肚，母亲在这年春天的祈祷，绝不少于老二失去音讯的那段日子。“非典”时期，母亲每天都期盼着儿子来信来电话，但每次电话来了，她都会说电话费钱，还是多写信。在邻人眼里，母亲瘦弱的身体中透着一种坚韧。
让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因为工作出差到了广州。想想都后怕，那对母亲是一个怎样的心理压力。
人，经历了“非典”那样的疫情，更加会懂得家的温暖与爱的珍贵。
那是人生一段最为郁闷而又无法消解的日子。三兄弟同在广州，却无法相聚。而我和两个弟弟，像约好了似的，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
许是长期受傳统文化的滋养和影响，我觉得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微信，甚至视频等现代通讯工具，与手写书信相比，便捷之余，仿佛缺乏一种温情，少了一份关爱。我每次给南方城市的弟弟写信，最后一句基本上是格式化了：多给母亲写信，有事说事，无事报个平安！
后来，两个弟弟经过多年的打拼，基本融入了这座南方的城市，他俩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就是最好的明证。再后来，两个弟弟陆续在东莞和汕头成了家。同时，大弟在汕头开了面包房，有了自己的店铺，而二弟呢，在广州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生意都步入了正轨。我曾对母亲说，定个时间，陪你去广州走走，主要是去看看儿子媳妇，还有孙子孙女。母亲因为晕车，一直没有成行。每一次陪母亲回老家，她坐短途车都晕得厉害，等于生了一场病，我们三兄弟再也不敢提去广州的话题了。
到了2014年，我的儿子，也就是母亲的长孙大学毕业进入广州，然后在深圳工作。母亲与广州，又多了一层联系。母亲已是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她的听力已经不如以前。然而，她特别喜欢听电话，尤其是她的长孙给她的电话。更多的时候，她只是问一问吃过饭没有，节假日回不回家？
直到现在，母亲对于广州、深圳、东莞、汕头等区域，还没有一个地理概念。或许，母亲曾经听过广州有关“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民间传说，她觉得广州叫羊城，是十分的吉祥与美好，抑或有一条亲情的纽带与之牵连，于是，母亲的生活中就有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羊城。
没有人能够界定称之为羊城的广州，在母亲心目中的样子。而我，也无法描绘。我想，在我母亲心中，肯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原载《鹿呜》杂志2016年5期。略有删改）
（洪忠佩，江西婺源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出版散文集《感谢昨天》《影像·记忆》《婺源的桥》等。）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