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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奥巴马的能源新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管清友：奥巴马推行新能源政策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巨大的挑战。“能源革命”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两个问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第四份报告明确指出，全球气候变暖90％以上是由于人类消费能源的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2006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62.3亿吨，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其中新增排放量占全球新增排放的2/3。2007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总量达67.2亿吨，比美国高出14％，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4％(美国占21％，欧盟15国占12％，印度为8％，俄罗斯占6％)。目前，美国发展新能源，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经济要发展，就需要能源；利用能源，就必然要排放，没有排放就意味着不能使用能源，经济也就无从发展。
美国政府在应对垒球气候变化政策上的转向，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一直强调要科学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落实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落实在实际的行动中。近些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能源，严格执行能耗和环保标准，积极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太阳能电池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在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占据重要位置。美国实行能源新政，希望中国也能够加入到减排行列中来，承担量化的指标，这对于中国来说是挑战，也是一个外部的动力。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发展低碳经济，就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的排放脱钩。在未来20年或30年，甚至一个世纪内，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都必须面临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约束条件。面对这一约束条件，中国越早采取行动成本越小。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上升为国际政治行为，而且也上升到了道德行为层面。
从总体思路上讲，我们除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之外，还必须加上一条，就是建设气候变化适应型社会。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使得中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记者：中美在新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的动力和基础是什么?美国能源部和商务部两位部长访华以及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促进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管清友：中美是全球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对能源的消耗量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全球的1/3以上。中美两国之间如果达不成共识，或是只有其中任何一方单方面地减少能源消耗和排放，任何的国际行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目前，美国虽然无论在能源人均消耗量还是人均排放量上都远远高于中国，是中国的五倍左右，但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消耗总量在增大，要实现保证全球的平均气温在2050年以前升温不高于工业革命之前的2摄氏度这个目标，必须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有一个总量的控制，在这一方面，中国责无旁贷，必须同美国一道，发展新能源，减少对温室气体的排放。面对危机，中美必须加强合作。
中美两国还必须加强在新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沟通与理解。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和美国能源部负责政策及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大卫·桑德罗提出的一份报告指出，中美两国无论是谁都要承认对方的现实利益和难处，都要理解对方。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需要带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和理解的地方。而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从总量上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都是有难度的，这是中国需要美国理解的地方。
无论是之前的两位华裔部长的访华还是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都说明中美在世界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等领域都需要加强双方的沟通与理解。中国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方面一直都在大力推进。比如我国可以顺利完成提出的在十一五期间将能耗降低20％的目标。而且在六月初，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当中，也就是在十二五计划当中将有可能明确写入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近几年来，我国在人工造林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在世界森林资源总体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森林资源持续增长。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达到5300多万公顷，占世界人工林总面积的近1/3，居世界首位，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2000年～2005年，全球年均减少森林面积730万公顷，而中国年均增加森林面积405.8万公顷；全球人工林面积年均增加280万公顷，其中中国年均增加148.9万公顷，占全球人工林年均增量的53.2％。虽然中国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方面成绩显著，但是如果国际社会现在就希望中国承担量化减排指标，进行总量控制，目前还很难做到。
记者：中美加强新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突破口在哪里?
管清友：从中国方面来说，突破点主要在于美国放松对新能源技术的出口，与中国分享能效提高的技术和经验。目前美国对于高新技术的出口还有很大的限制，虽然中国的新能源发展较快，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核心技术领域还比较落后，所以美国在技术领域必须对中国给予支持，加强对中国高新技术，尤其是新能源技术的出口。发达国家经历了高耗能阶段，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过度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从历史责任上看，这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但气候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相反，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面前更为脆弱。所以，气候变化是我们共同的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而在实现减排这一义务上，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
记者：中美新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短期内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不久前，美国国会敦促政府拟对中国的高碳产品增收关税，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管清友：这对中美贸易将产生一定影响。中国在出口产品中高碳产品比例较高，增加碳税，无疑将影响中国这部分产品的出口。我们必须要正确对待这个事实，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反对美国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更大，碳税迟早会来。与其届时被动调整，还不如提早积极应对。事实上，外部国际规则的变化将会迫使中国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出口部门的贸易结构。所以我们应该借助金融危机的影响，主动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当然，这需要时间，但我们必须缩短这个时间。
管清友：奥巴马推行新能源政策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带来巨大的挑战。“能源革命”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两个问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第四份报告明确指出，全球气候变暖90％以上是由于人类消费能源的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2006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62.3亿吨，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其中新增排放量占全球新增排放的2/3。2007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总量达67.2亿吨，比美国高出14％，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4％(美国占21％，欧盟15国占12％，印度为8％，俄罗斯占6％)。目前，美国发展新能源，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经济要发展，就需要能源；利用能源，就必然要排放，没有排放就意味着不能使用能源，经济也就无从发展。
美国政府在应对垒球气候变化政策上的转向，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一直强调要科学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落实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落实在实际的行动中。近些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能源，严格执行能耗和环保标准，积极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太阳能电池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在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占据重要位置。美国实行能源新政，希望中国也能够加入到减排行列中来，承担量化的指标，这对于中国来说是挑战，也是一个外部的动力。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发展低碳经济，就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的排放脱钩。在未来20年或30年，甚至一个世纪内，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都必须面临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约束条件。面对这一约束条件，中国越早采取行动成本越小。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上升为国际政治行为，而且也上升到了道德行为层面。
从总体思路上讲，我们除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之外，还必须加上一条，就是建设气候变化适应型社会。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使得中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记者：中美在新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的动力和基础是什么?美国能源部和商务部两位部长访华以及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促进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管清友：中美是全球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对能源的消耗量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全球的1/3以上。中美两国之间如果达不成共识，或是只有其中任何一方单方面地减少能源消耗和排放，任何的国际行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目前，美国虽然无论在能源人均消耗量还是人均排放量上都远远高于中国，是中国的五倍左右，但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消耗总量在增大，要实现保证全球的平均气温在2050年以前升温不高于工业革命之前的2摄氏度这个目标，必须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有一个总量的控制，在这一方面，中国责无旁贷，必须同美国一道，发展新能源，减少对温室气体的排放。面对危机，中美必须加强合作。
中美两国还必须加强在新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沟通与理解。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和美国能源部负责政策及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大卫·桑德罗提出的一份报告指出，中美两国无论是谁都要承认对方的现实利益和难处，都要理解对方。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需要带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和理解的地方。而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从总量上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都是有难度的，这是中国需要美国理解的地方。
无论是之前的两位华裔部长的访华还是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都说明中美在世界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等领域都需要加强双方的沟通与理解。中国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方面一直都在大力推进。比如我国可以顺利完成提出的在十一五期间将能耗降低20％的目标。而且在六月初，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当中，也就是在十二五计划当中将有可能明确写入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近几年来，我国在人工造林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在世界森林资源总体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森林资源持续增长。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达到5300多万公顷，占世界人工林总面积的近1/3，居世界首位，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2000年～2005年，全球年均减少森林面积730万公顷，而中国年均增加森林面积405.8万公顷；全球人工林面积年均增加280万公顷，其中中国年均增加148.9万公顷，占全球人工林年均增量的53.2％。虽然中国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方面成绩显著，但是如果国际社会现在就希望中国承担量化减排指标，进行总量控制，目前还很难做到。
记者：中美加强新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突破口在哪里?
管清友：从中国方面来说，突破点主要在于美国放松对新能源技术的出口，与中国分享能效提高的技术和经验。目前美国对于高新技术的出口还有很大的限制，虽然中国的新能源发展较快，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核心技术领域还比较落后，所以美国在技术领域必须对中国给予支持，加强对中国高新技术，尤其是新能源技术的出口。发达国家经历了高耗能阶段，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过度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从历史责任上看，这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但气候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相反，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面前更为脆弱。所以，气候变化是我们共同的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而在实现减排这一义务上，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
记者：中美新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短期内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不久前，美国国会敦促政府拟对中国的高碳产品增收关税，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管清友：这对中美贸易将产生一定影响。中国在出口产品中高碳产品比例较高，增加碳税，无疑将影响中国这部分产品的出口。我们必须要正确对待这个事实，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反对美国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更大，碳税迟早会来。与其届时被动调整，还不如提早积极应对。事实上，外部国际规则的变化将会迫使中国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出口部门的贸易结构。所以我们应该借助金融危机的影响，主动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当然，这需要时间，但我们必须缩短这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