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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篇文章是由王北发对黄祖友生前采访的资料整理而形成的。黄祖友，1924年5月生于赣州市信丰县，1937年3月参加赣粤边游击区油山游击队，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战士、战地服务团歌舞队队员、第三支队政治部青年干事、江南指挥部司令部译电员，苏中军区南通警卫团参谋、侦察排排长、苏中军区参谋。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参謀、指导员、连长，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汽车营教导员，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军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公用局、中央财委计划局、国家计划委员会文教计划局、甘肃省计委文教处任职，1965年任江西省赣州地区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2017年12月因病在赣州逝世。
我1937年3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新四军在南昌成立时，我是战地服务团第一批成员，当年我只有13岁。1940年初，我从皖南分配到江南指挥部机要科任译电员，从此一直跟随在陈毅、粟裕等首长身边。粟裕不仅是位常胜将军，而且是位爱兵模范。他平易近人，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你去抗大学习吧
1942年1月，我刚从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调回师部机要科不久，粟裕师长找我谈话。粟裕师长说：“最近新四军要成立抗大九分校，小黄，你去抗大学习吧！”
我说：“师长要我去学习，我就去学习，一切服从组织分配。”
粟裕师长说：“这就好！军人嘛，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我说：“一切听师长的。”
粟裕师长说：“九分校的学员都是工农干部，还有坚持三年游击战的老红军。你年纪轻，多学点文化有好处。”
当时，粟裕师长兼抗大九分校校长和政委，副校长是刘季平，教育长是杜屏。第一师和第六师的几个旅教导队都曾先后并入抗大九分校。开始，抗大九分校主要活动在苏中地区，如南通、启东、海门。这里是日本鬼子“扫荡”的重点，日本鬼子碉堡星罗棋布。我们常常是一边行军打仗，一边教学。
抗大九分校的学员大部分都是工农干部，抗日战争初期入伍的连排干部占绝大多数，有一部分是坚持赣南、闽西、闽东三年游击战的老红军，学文化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有许多放牛娃出身的工农干部，原来大字不识一个，经过一年的抗大分校学习，不但能读报阅读文件，还能写信，有的还能写一般的总结报告。
九分校根据学员的情况进行文化教育，确定教学内容，每个队都配备了二至三名文化教员。有些教员是来自上海敌占区的知识青年，他们抗日热情很高，不畏艰险投奔新四军，愿意用自己的知识为新四军服务。
你干脆去当侦察员吧
1943年1月，我从抗大九分校毕业，又回到了第一师机要科。粟裕师长见到我，笑着对我说：“小黄，你回来真好，现在正需要人才。”
我说：“师长，您快分配任务吧！”
粟师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次你到第三旅去，有困难吗？”
我说：“没有！”
我匆匆赶到第三旅，旅长是陶勇司令员，政委是吉洛（姬鹏飞）同志。吉洛政委是1941年9月由第一旅政治部主任调第三旅当政委的。
当我向陶勇旅长致过军礼之后，陶勇握着我的手说：“小黄，这次你到南通警卫团去。一线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南通警卫团团长是梁灵光，政治委员是周一峰，参谋长是殷鉴，政治处主任是韩念龙。开始，我在政治处任见习参谋。当时，政治处只有我一个参谋和一个书记。
刚任两个月的参谋，参谋长又叫我到第一营营部当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没当几天，命令又来了，要我到第一营经三连任排长。
排长的位置还没有坐热，殷参谋长又把我叫去了。他说：“团部要成立一个侦察排，小黄！你干脆去当侦察员吧！”
韩念龙主任也表态：“我同意。”
殷参谋长说：“粟师长说，你一直当译电员，没打过仗，叫你当侦察员，是为了锻炼锻炼你！”
韩念龙主任说：“小黄，你刚从抗大九分校毕业出来，现在叫你去当侦察员，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粟师长对你的关心。”
当时，我虽然有些想法，但很快表态：“好！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不辜负粟师长对我的期望。”
当时，侦察排有许多都是连长、指导员来当侦察员的。
初次侦察
分配到侦察排的第一天晚上，班长就分配我与副班长杨黎发到敌人的据点双桥去放侦察哨。副班长杨黎发，山东人，社会经验很足。而我呢，是一个刚到战斗部队的小青年，什么也不懂。
乘着朦胧的夜色，我和杨黎发来到双桥镇，我们躲在一个牛棚里，死死地盯住对面日本鬼子的行动，一有情况，及时报告团长、政委。
牛棚里蚊子很多，在我们脸旁飞来飞去，嗡嗡声搅得我心神不宁。我刚从连队到侦察排，有点疲劳，此时上下眼皮老是在打架。旁边，副班长杨黎发不时地提醒我：“小黄！你千万不能打瞌睡。”
我说：“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了。”
副班长说：“不行呵！晚上日本鬼子常出来巡逻，要是我们俩一疏忽，不但完不成任务，还可能被敌人包饺子包掉！”
我强打起精神，实在瞌睡时，就拧一下自己的大腿。
快天亮时，恍惚中，听到副班长叫我：“小黄，咱们吃早点去。”
我说：“对面就是敌人，我不去。”
副班长说：“不要怕，一切听我的。”
我说：“出了问题怎么办？”
副班长说：“只要你不打枪，保险出不了事。”
我嘴巴一歪，说：“我才不乱打枪呢。”
副班长说：“那好，我们走，要不然等一下好多人。”
我们来到双桥饭店。饭店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我们走到饭店里头一张桌子旁，副班长说：“就坐在这里。”
当时，江湖上的一套我一点也不懂，杨黎发却很内行。 老板问：“掌柜的要吃点什么？”
我们侦察班执行任务时穿的都是便衣，副班长说：“两碗面条，四根油条。”
这时，进来四个穿长大褂的人。他们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桌子上。刚入座，其中一个大个子把桌子上的茶壶嘴朝我们一对，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副班长也把茶壶嘴朝他们一对，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气氛非常紧张。四个穿长褂的其中一个喊道：“伙计们！把老黄牛和小黄牛牵进来。”其实，他们说的是暗语，老黄牛是步枪，小黄牛是短枪。意思是叫他们的同伙拿出枪来准备动手。
副班长向我做了个手势叫我不要害怕。
眼看就要动手。这时，老板走到他们四个人面前，说：“你们要的四喜丸子马上就来！”老板说的也是暗语，告诉他们“我们俩是新四军”。
原来，这四个人都是土匪，专门搞抢劫的。他们一听我们是新四军，马上老实起来。其中一个堆起笑脸跑到我们面前，问我们要吃什么。副班长嘴巴一呶：“我们已经告诉老板了。”
土匪又告诉老板：“光吃两碗面条四根油条怎么行呢？你再给他们加两个菜，钱我们全包了。”
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钱都是土匪出的。临走时，土匪还跑到副班长面前，笑嘻嘻地说：“交个朋友，欢迎你下次再来！”
晚饭后有紧急任务
3月29日，黄昏。
我当侦察兵才两天，晚饭时，梁灵光团长告诉我：“小黄，你快点去吃饭，越快越好，晚饭后有紧急任务！”
“紧急任务？”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忐忑不安。我草草地扒了几口饭，就跑到团长办公室接受任务去了。
团长梁灵光正在桌子边看地图，还不时用铅笔在图上点来点去。他见我进来，起身严肃地对我说：“日本鬼子纠集了5万精锐部队，还有1万伪军，正在向南通、海门、启东‘扫荡’，妄图在一个星期内消灭苏中新四军。”
梁灵光团长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日本鬼子由南通到了金沙，在金沙镇分四路向我北新桥进攻。”当时，我们南通警卫团的团部驻在双桥的顾家大院。说到这里，梁灵光团长加重了语气：“你的任务是连夜骑一匹马，迅速地把这一情报口头传达给三余镇南面20华里的二营和三营，天黑以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叫他们随时转移。”
从顾家大院到三余镇的二营和三营有100多华里，路上还要通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梁灵光团长的脸色非常严峻，他问我：“小黄，任务你听清楚了吗？”
我说：“听清楚了！”
“听清楚就好，要记住是口头传达。”
停了一会儿，梁团长又问我：“有困难吗？”
我答：“坚决完成任务！”
梁团长说：“你还有多少子弹？”
我说：“还有三条子弹。”（驳壳枪子弹，一条十发）
梁团长说：“再给你两条子弹，你就用周政委的那匹马。”
梁团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此地了，你完成任务以后，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团部！”
从梁团长那严峻的脸上，我知道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非常艰巨，它关系到二营、三营数百人的生命安全。我向梁团长致过军礼后便策马朝三余镇飞奔。
我要回团部去
过封锁线，敌人重兵把守关口，我送情报要紧，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飞马开枪打死两个哨兵，冲了过去。到了二营、三营驻地，他们正要集合部队，我向二营长和三营长口头传达了团长、政委的指示。两位营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小黄，谢谢你！”
我把周政委的马交给了三营营长，因为返回时，要寻找团部，骑马暴露目标，很不方便。三营营长嘱咐我路上要注意安全。二营营长说：“小黄，你干脆和我们一起走吧。”
我说：“团长命令我，情报送到后，一定要想办法返回找到团部。”
二营营长说：“团部侦察排的小徐到这里执行任务，他也要返回团部，那你们干脆一起走。”
有两人一起行动，我就放心多了。离开二营、三营驻地不久，我就看見许多穿土黄衣服的日本鬼子向北新桥进犯，黑压压一片。我和小徐躲在草丛中数，数了几遍，也没有数清到底有多少日本鬼子。
我焦急地对小徐说：“咱们赶快找团部去！”
小徐是本地人，他说：“团部我不去了，我到后方被服厂去。”小徐对这一带很熟悉，情况紧急时，他可以回家去躲一躲，而我呢，远离家乡，找到团部是我唯一的生存希望。
我坚决地说：“我要回团部去！”
小徐说：“团部早就转移了，恐怕不好找吧。”
我说：“不好找，也得找。”
和小徐分别后，我向着北新桥河岸走去，一边走，一边向老百姓打听团部的下落。我打听了好几位老乡，老乡总是摇摇头，说：“鬼子来了，部队早就撤走了。”
究竟撤到哪里去了？老乡一无所知。当我走上北新桥河岸时，突然闪出两个日本鬼子，两把明晃晃的刺刀对着我：“不准动！举起手来！”
我想，这下可完了。我假装慢慢地举起双手。其中一个日本鬼子正要上前摘我腰上的真家伙。扑通一声，我急中生智跳到河里。“吧，吧，吧！”日本鬼子沿着河岸一边追，一边朝我打枪。
我潜在水底，赶紧脱掉棉衣。棉衣随着河水向东流去。日本鬼子拼命地往东面追去。
我向西南方向潜去，上了河岸，找到了三里乡的乡长，乡长见我一身湿淋淋的，赶快叫妻子找来衣服给我换上。
当时，正值阳春三月，苏中的天气还有些寒冷，凉风吹来，我觉得浑身凉飕飕的。当时，我是又冷又饿，我说：“乡长，我肚子实在是饿了。”乡长笑着说：“你早应该说呀！”
乡长把我带到一个老百姓家里，这家并不富裕，一会儿饭就做好了。饭是大麦做的，很粗糙，菜是腌菜，还有一股臭味，而我却吃得很香很香……
吃完饭，乡长问我：“小黄，你还要到哪里去？” 我说：“找团部去！”
“团部都不知道转移到哪里去了。”
告别乡长，我继续找了七天七夜，终于在南通县与如皋县交界的地方找到了团部，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
我一回到团部，韩念龙主任惊讶地说：“小黄，原来是你呀！”
我说：“主任，出什么事了吗？”
韩主任说：“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
我说：“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韩主任说：“我们政治处都已经把你当烈士上报了。”
后来，经韩念龙主任一介绍，我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那天我同三里乡乡长分手后，我继续前进，刚走不远，就碰见一营一个卫生员小朱送伤员去后方医院，要返回团部。患难中，碰见战友，彼此都非常高兴，卫生员也是正在寻找团部。我们互相介绍了这几天的艰难经历，小朱说：“我也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部队。”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互相掩护，一路同行，当走到一座独木桥时，我说：“小朱，你先过，我在后面掩护你！”
小朱说：“小黄，你先过，我来掩护你！”
争执了一会，还是小朱先过，他刚到桥对面，迎面从树林里闯出两个日本鬼子，一把把小朱推到河下。日本鬼子朝桥下开了几枪。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日本鬼子就跑了，我看见小朱掉到河里后，一直没有起来。
第二天，从河里漂起一具尸体，三里乡的乡长以为是我，便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团部。
开始，我以为，这个牺牲的同志一定是小朱，因为他掉到河里后，就一直没有起来。所以我把这件事报告给韩念龙主任。可是过了一个月，我却意外地收到小朱从皖南老家（小朱是皖南人）给我寄来的一封信，信中他要我到三里乡北面一个大坟场找他埋的枪，我按照小朱告诉我的位置去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埋的那支枪。
原来，小朱掉到河里后，他偷偷地从水底下游走，待小朱上岸后，把枪埋在三里乡北面的一个大坟场上，这个坟场东西直径足足有一华里长。他把枪埋掉后，找了几天，没有找到部队，便偷偷地回老家去了。
直到今天，那位牺牲的同志到底是谁，我一直不知道。
去抓伪县长
南通县有个大汉奸——伪县长张伯胜，当地老百姓称他为“地头蛇”。张伯胜为日寇效劳，罪恶滔天，警卫团首长决定惩办这个“地头蛇”。
这一天，我们侦察排奉团长梁灵光、政委周一峰的命令去抓张伯胜。
上午，我们一行20人乘一条装活猪的船去南通县城。到达南通县城时，夜幕已经降临，城里的伪军哇哇叫，九点钟开始全城戒严，不准任何人走动。一个站岗的伪军用枪对准我们，不准我们上岸，要我们待在船上，不准走动。
排长同大家交换了眼色，那眼神告诉我们：化整为零，一个个溜上去。
侦察排有几个本地人，道路很熟，乘哨兵不注意，便溜进去了。没过多久，我们也溜进去了，我们在一个澡堂里集中。
约好，十二点以后开始行动！
我们用衣服包好枪，送给老板保管。老板一提衣服，好沉好沉，不知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他打开一看，是真家伙，惊讶地差点儿叫了起来。
排长瞪了老板一眼，老板不吭声了。老板把我们的衣服和枪都放在柜子里，柜子是放钱的，日本人和伪军一般都不查。
突然，一小队持枪的日本鬼子闯进澡堂，还有两个日本鬼子在门口放哨，气氛很紧张。
排长嘱咐大家不要怕，一切听他的。
日本鬼子用枪对着我们，叽里呱啦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排长不慌不忙地说：“做买卖的！”
日本鬼子见我们个个光着屁股在洗澡，身上什么東西也没有，便悻悻地走了。日本鬼子一走，我们纷纷穿上衣服，把枪藏在衣服内，三五成群地朝南通县政府走去。
南通县政府门口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怎么进去呢？这时，侦察排有个好厉害的兵，名叫“小癞子”，因为他小时候生过癞痢头，头发少，所以大家叫他“小癞子”。
“小癞子”胆子大，打仗不怕死，他说：“我有办法！”说完，他就大摇大摆地朝县政府大门走去。
我们站在对面的店铺里，提心吊胆地看着“小癞子”，不知他有何高招。“小癞子”刚走到大门口，两个哨兵就用刺刀对准他：“喂！干什么的？”
“小癞子”上去就给两个哨兵两记响亮的耳光：“嚎什么！我们是南京派来的便衣队。”
“小癞子”厉声喝道：“今后，不许你们多问！听见了没有？”
哨兵连连点头：“是！是！”
“小癞子”向我们做了个手势，我们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吴排长闪进传达室，正遇上县长的书记官，书记官一看苗头不对，忙惊叫起来：“来人啦！”
排长用枪对住他的脑袋：“不许喊，你再喊，我就打死你！”
书记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求饶：“长官！饶命呀！”
排长责问道：“张伯胜哪里去了？”
书记官浑身筛米糠似的，哆嗦地说：“在里面的房间里睡觉……”
可惜，等我们赶到张伯胜房间时，由于张伯胜听到了书记官的喊声，便提前爬屋顶逃跑了……
不久，吴排长调去当营长去了。我被任命为侦察排排长。在粟裕师长的关怀下，我成长为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一线指挥员。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我1937年3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新四军在南昌成立时，我是战地服务团第一批成员，当年我只有13岁。1940年初，我从皖南分配到江南指挥部机要科任译电员，从此一直跟随在陈毅、粟裕等首长身边。粟裕不仅是位常胜将军，而且是位爱兵模范。他平易近人，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你去抗大学习吧
1942年1月，我刚从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调回师部机要科不久，粟裕师长找我谈话。粟裕师长说：“最近新四军要成立抗大九分校，小黄，你去抗大学习吧！”
我说：“师长要我去学习，我就去学习，一切服从组织分配。”
粟裕师长说：“这就好！军人嘛，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我说：“一切听师长的。”
粟裕师长说：“九分校的学员都是工农干部，还有坚持三年游击战的老红军。你年纪轻，多学点文化有好处。”
当时，粟裕师长兼抗大九分校校长和政委，副校长是刘季平，教育长是杜屏。第一师和第六师的几个旅教导队都曾先后并入抗大九分校。开始，抗大九分校主要活动在苏中地区，如南通、启东、海门。这里是日本鬼子“扫荡”的重点，日本鬼子碉堡星罗棋布。我们常常是一边行军打仗，一边教学。
抗大九分校的学员大部分都是工农干部，抗日战争初期入伍的连排干部占绝大多数，有一部分是坚持赣南、闽西、闽东三年游击战的老红军，学文化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有许多放牛娃出身的工农干部，原来大字不识一个，经过一年的抗大分校学习，不但能读报阅读文件，还能写信，有的还能写一般的总结报告。
九分校根据学员的情况进行文化教育，确定教学内容，每个队都配备了二至三名文化教员。有些教员是来自上海敌占区的知识青年，他们抗日热情很高，不畏艰险投奔新四军，愿意用自己的知识为新四军服务。
你干脆去当侦察员吧
1943年1月，我从抗大九分校毕业，又回到了第一师机要科。粟裕师长见到我，笑着对我说：“小黄，你回来真好，现在正需要人才。”
我说：“师长，您快分配任务吧！”
粟师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次你到第三旅去，有困难吗？”
我说：“没有！”
我匆匆赶到第三旅，旅长是陶勇司令员，政委是吉洛（姬鹏飞）同志。吉洛政委是1941年9月由第一旅政治部主任调第三旅当政委的。
当我向陶勇旅长致过军礼之后，陶勇握着我的手说：“小黄，这次你到南通警卫团去。一线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南通警卫团团长是梁灵光，政治委员是周一峰，参谋长是殷鉴，政治处主任是韩念龙。开始，我在政治处任见习参谋。当时，政治处只有我一个参谋和一个书记。
刚任两个月的参谋，参谋长又叫我到第一营营部当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没当几天，命令又来了，要我到第一营经三连任排长。
排长的位置还没有坐热，殷参谋长又把我叫去了。他说：“团部要成立一个侦察排，小黄！你干脆去当侦察员吧！”
韩念龙主任也表态：“我同意。”
殷参谋长说：“粟师长说，你一直当译电员，没打过仗，叫你当侦察员，是为了锻炼锻炼你！”
韩念龙主任说：“小黄，你刚从抗大九分校毕业出来，现在叫你去当侦察员，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粟师长对你的关心。”
当时，我虽然有些想法，但很快表态：“好！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不辜负粟师长对我的期望。”
当时，侦察排有许多都是连长、指导员来当侦察员的。
初次侦察
分配到侦察排的第一天晚上，班长就分配我与副班长杨黎发到敌人的据点双桥去放侦察哨。副班长杨黎发，山东人，社会经验很足。而我呢，是一个刚到战斗部队的小青年，什么也不懂。
乘着朦胧的夜色，我和杨黎发来到双桥镇，我们躲在一个牛棚里，死死地盯住对面日本鬼子的行动，一有情况，及时报告团长、政委。
牛棚里蚊子很多，在我们脸旁飞来飞去，嗡嗡声搅得我心神不宁。我刚从连队到侦察排，有点疲劳，此时上下眼皮老是在打架。旁边，副班长杨黎发不时地提醒我：“小黄！你千万不能打瞌睡。”
我说：“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了。”
副班长说：“不行呵！晚上日本鬼子常出来巡逻，要是我们俩一疏忽，不但完不成任务，还可能被敌人包饺子包掉！”
我强打起精神，实在瞌睡时，就拧一下自己的大腿。
快天亮时，恍惚中，听到副班长叫我：“小黄，咱们吃早点去。”
我说：“对面就是敌人，我不去。”
副班长说：“不要怕，一切听我的。”
我说：“出了问题怎么办？”
副班长说：“只要你不打枪，保险出不了事。”
我嘴巴一歪，说：“我才不乱打枪呢。”
副班长说：“那好，我们走，要不然等一下好多人。”
我们来到双桥饭店。饭店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我们走到饭店里头一张桌子旁，副班长说：“就坐在这里。”
当时，江湖上的一套我一点也不懂，杨黎发却很内行。 老板问：“掌柜的要吃点什么？”
我们侦察班执行任务时穿的都是便衣，副班长说：“两碗面条，四根油条。”
这时，进来四个穿长大褂的人。他们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桌子上。刚入座，其中一个大个子把桌子上的茶壶嘴朝我们一对，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副班长也把茶壶嘴朝他们一对，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气氛非常紧张。四个穿长褂的其中一个喊道：“伙计们！把老黄牛和小黄牛牵进来。”其实，他们说的是暗语，老黄牛是步枪，小黄牛是短枪。意思是叫他们的同伙拿出枪来准备动手。
副班长向我做了个手势叫我不要害怕。
眼看就要动手。这时，老板走到他们四个人面前，说：“你们要的四喜丸子马上就来！”老板说的也是暗语，告诉他们“我们俩是新四军”。
原来，这四个人都是土匪，专门搞抢劫的。他们一听我们是新四军，马上老实起来。其中一个堆起笑脸跑到我们面前，问我们要吃什么。副班长嘴巴一呶：“我们已经告诉老板了。”
土匪又告诉老板：“光吃两碗面条四根油条怎么行呢？你再给他们加两个菜，钱我们全包了。”
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钱都是土匪出的。临走时，土匪还跑到副班长面前，笑嘻嘻地说：“交个朋友，欢迎你下次再来！”
晚饭后有紧急任务
3月29日，黄昏。
我当侦察兵才两天，晚饭时，梁灵光团长告诉我：“小黄，你快点去吃饭，越快越好，晚饭后有紧急任务！”
“紧急任务？”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忐忑不安。我草草地扒了几口饭，就跑到团长办公室接受任务去了。
团长梁灵光正在桌子边看地图，还不时用铅笔在图上点来点去。他见我进来，起身严肃地对我说：“日本鬼子纠集了5万精锐部队，还有1万伪军，正在向南通、海门、启东‘扫荡’，妄图在一个星期内消灭苏中新四军。”
梁灵光团长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日本鬼子由南通到了金沙，在金沙镇分四路向我北新桥进攻。”当时，我们南通警卫团的团部驻在双桥的顾家大院。说到这里，梁灵光团长加重了语气：“你的任务是连夜骑一匹马，迅速地把这一情报口头传达给三余镇南面20华里的二营和三营，天黑以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叫他们随时转移。”
从顾家大院到三余镇的二营和三营有100多华里，路上还要通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梁灵光团长的脸色非常严峻，他问我：“小黄，任务你听清楚了吗？”
我说：“听清楚了！”
“听清楚就好，要记住是口头传达。”
停了一会儿，梁团长又问我：“有困难吗？”
我答：“坚决完成任务！”
梁团长说：“你还有多少子弹？”
我说：“还有三条子弹。”（驳壳枪子弹，一条十发）
梁团长说：“再给你两条子弹，你就用周政委的那匹马。”
梁团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此地了，你完成任务以后，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团部！”
从梁团长那严峻的脸上，我知道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非常艰巨，它关系到二营、三营数百人的生命安全。我向梁团长致过军礼后便策马朝三余镇飞奔。
我要回团部去
过封锁线，敌人重兵把守关口，我送情报要紧，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飞马开枪打死两个哨兵，冲了过去。到了二营、三营驻地，他们正要集合部队，我向二营长和三营长口头传达了团长、政委的指示。两位营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小黄，谢谢你！”
我把周政委的马交给了三营营长，因为返回时，要寻找团部，骑马暴露目标，很不方便。三营营长嘱咐我路上要注意安全。二营营长说：“小黄，你干脆和我们一起走吧。”
我说：“团长命令我，情报送到后，一定要想办法返回找到团部。”
二营营长说：“团部侦察排的小徐到这里执行任务，他也要返回团部，那你们干脆一起走。”
有两人一起行动，我就放心多了。离开二营、三营驻地不久，我就看見许多穿土黄衣服的日本鬼子向北新桥进犯，黑压压一片。我和小徐躲在草丛中数，数了几遍，也没有数清到底有多少日本鬼子。
我焦急地对小徐说：“咱们赶快找团部去！”
小徐是本地人，他说：“团部我不去了，我到后方被服厂去。”小徐对这一带很熟悉，情况紧急时，他可以回家去躲一躲，而我呢，远离家乡，找到团部是我唯一的生存希望。
我坚决地说：“我要回团部去！”
小徐说：“团部早就转移了，恐怕不好找吧。”
我说：“不好找，也得找。”
和小徐分别后，我向着北新桥河岸走去，一边走，一边向老百姓打听团部的下落。我打听了好几位老乡，老乡总是摇摇头，说：“鬼子来了，部队早就撤走了。”
究竟撤到哪里去了？老乡一无所知。当我走上北新桥河岸时，突然闪出两个日本鬼子，两把明晃晃的刺刀对着我：“不准动！举起手来！”
我想，这下可完了。我假装慢慢地举起双手。其中一个日本鬼子正要上前摘我腰上的真家伙。扑通一声，我急中生智跳到河里。“吧，吧，吧！”日本鬼子沿着河岸一边追，一边朝我打枪。
我潜在水底，赶紧脱掉棉衣。棉衣随着河水向东流去。日本鬼子拼命地往东面追去。
我向西南方向潜去，上了河岸，找到了三里乡的乡长，乡长见我一身湿淋淋的，赶快叫妻子找来衣服给我换上。
当时，正值阳春三月，苏中的天气还有些寒冷，凉风吹来，我觉得浑身凉飕飕的。当时，我是又冷又饿，我说：“乡长，我肚子实在是饿了。”乡长笑着说：“你早应该说呀！”
乡长把我带到一个老百姓家里，这家并不富裕，一会儿饭就做好了。饭是大麦做的，很粗糙，菜是腌菜，还有一股臭味，而我却吃得很香很香……
吃完饭，乡长问我：“小黄，你还要到哪里去？” 我说：“找团部去！”
“团部都不知道转移到哪里去了。”
告别乡长，我继续找了七天七夜，终于在南通县与如皋县交界的地方找到了团部，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
我一回到团部，韩念龙主任惊讶地说：“小黄，原来是你呀！”
我说：“主任，出什么事了吗？”
韩主任说：“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
我说：“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韩主任说：“我们政治处都已经把你当烈士上报了。”
后来，经韩念龙主任一介绍，我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那天我同三里乡乡长分手后，我继续前进，刚走不远，就碰见一营一个卫生员小朱送伤员去后方医院，要返回团部。患难中，碰见战友，彼此都非常高兴，卫生员也是正在寻找团部。我们互相介绍了这几天的艰难经历，小朱说：“我也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部队。”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互相掩护，一路同行，当走到一座独木桥时，我说：“小朱，你先过，我在后面掩护你！”
小朱说：“小黄，你先过，我来掩护你！”
争执了一会，还是小朱先过，他刚到桥对面，迎面从树林里闯出两个日本鬼子，一把把小朱推到河下。日本鬼子朝桥下开了几枪。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日本鬼子就跑了，我看见小朱掉到河里后，一直没有起来。
第二天，从河里漂起一具尸体，三里乡的乡长以为是我，便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团部。
开始，我以为，这个牺牲的同志一定是小朱，因为他掉到河里后，就一直没有起来。所以我把这件事报告给韩念龙主任。可是过了一个月，我却意外地收到小朱从皖南老家（小朱是皖南人）给我寄来的一封信，信中他要我到三里乡北面一个大坟场找他埋的枪，我按照小朱告诉我的位置去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埋的那支枪。
原来，小朱掉到河里后，他偷偷地从水底下游走，待小朱上岸后，把枪埋在三里乡北面的一个大坟场上，这个坟场东西直径足足有一华里长。他把枪埋掉后，找了几天，没有找到部队，便偷偷地回老家去了。
直到今天，那位牺牲的同志到底是谁，我一直不知道。
去抓伪县长
南通县有个大汉奸——伪县长张伯胜，当地老百姓称他为“地头蛇”。张伯胜为日寇效劳，罪恶滔天，警卫团首长决定惩办这个“地头蛇”。
这一天，我们侦察排奉团长梁灵光、政委周一峰的命令去抓张伯胜。
上午，我们一行20人乘一条装活猪的船去南通县城。到达南通县城时，夜幕已经降临，城里的伪军哇哇叫，九点钟开始全城戒严，不准任何人走动。一个站岗的伪军用枪对准我们，不准我们上岸，要我们待在船上，不准走动。
排长同大家交换了眼色，那眼神告诉我们：化整为零，一个个溜上去。
侦察排有几个本地人，道路很熟，乘哨兵不注意，便溜进去了。没过多久，我们也溜进去了，我们在一个澡堂里集中。
约好，十二点以后开始行动！
我们用衣服包好枪，送给老板保管。老板一提衣服，好沉好沉，不知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他打开一看，是真家伙，惊讶地差点儿叫了起来。
排长瞪了老板一眼，老板不吭声了。老板把我们的衣服和枪都放在柜子里，柜子是放钱的，日本人和伪军一般都不查。
突然，一小队持枪的日本鬼子闯进澡堂，还有两个日本鬼子在门口放哨，气氛很紧张。
排长嘱咐大家不要怕，一切听他的。
日本鬼子用枪对着我们，叽里呱啦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排长不慌不忙地说：“做买卖的！”
日本鬼子见我们个个光着屁股在洗澡，身上什么東西也没有，便悻悻地走了。日本鬼子一走，我们纷纷穿上衣服，把枪藏在衣服内，三五成群地朝南通县政府走去。
南通县政府门口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怎么进去呢？这时，侦察排有个好厉害的兵，名叫“小癞子”，因为他小时候生过癞痢头，头发少，所以大家叫他“小癞子”。
“小癞子”胆子大，打仗不怕死，他说：“我有办法！”说完，他就大摇大摆地朝县政府大门走去。
我们站在对面的店铺里，提心吊胆地看着“小癞子”，不知他有何高招。“小癞子”刚走到大门口，两个哨兵就用刺刀对准他：“喂！干什么的？”
“小癞子”上去就给两个哨兵两记响亮的耳光：“嚎什么！我们是南京派来的便衣队。”
“小癞子”厉声喝道：“今后，不许你们多问！听见了没有？”
哨兵连连点头：“是！是！”
“小癞子”向我们做了个手势，我们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吴排长闪进传达室，正遇上县长的书记官，书记官一看苗头不对，忙惊叫起来：“来人啦！”
排长用枪对住他的脑袋：“不许喊，你再喊，我就打死你！”
书记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求饶：“长官！饶命呀！”
排长责问道：“张伯胜哪里去了？”
书记官浑身筛米糠似的，哆嗦地说：“在里面的房间里睡觉……”
可惜，等我们赶到张伯胜房间时，由于张伯胜听到了书记官的喊声，便提前爬屋顶逃跑了……
不久，吴排长调去当营长去了。我被任命为侦察排排长。在粟裕师长的关怀下，我成长为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一线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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