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社会关系中的人性基础，追求发现真实的法律必须舍国保家，作出巨大的让步
　　
　　要问中国时下最有知名度的举报人是谁，恐怕非王静莫属。这位19岁的山东女大学生，两次进京向中纪委举报父亲“包二奶”，要求“开除我爸爸党籍”；她还自建两个“反包二奶”网站，网站的名字就叫“父亲不如西门庆”。如此惊世骇俗的举报事件，自然引发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进而引发了一场事关道德、法律宏旨的争论。
　　女儿该不该以反腐之名举报父亲？王静告父是有悖人伦还是大义灭亲？“王静们”的行为该受谴责还是理当褒扬？与此相关，一个已被中国人遗弃数十年的亲亲相隐制度也被牵涉进争议漩涡。这一制度究竟是封建遗毒还是现代文明？而王静，在最具知名度的举报人这一名头之外，又成了一个“最富争议的举报人”。
　　我的意见是不支持王静。人伦纲纪，以孝为先。自春秋以降的历朝历代，“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容隐制度就绵延不绝，相互隐匿犯罪、不去告发和作证一直是亲属间的一项法定义务。它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周礼原则在揭发犯罪上的自然延伸。而像王静这样斗胆去告发父亲，放在唐代，是要被处以绞刑的。时光演进到现代中国，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的影响力虽然很弱了，但对孝的推重已经成了一种心理惯性，浸入到了无意识的深层。也正因如此，才有众多网友旗帜鲜明地谴责王静“不念养育之恩”，是可忍孰不可忍？
　　应该说，支持王静者占了多数，他们激赏其“大义灭亲”。媒体报道起初似乎也偏向她，只是在调查到所谓“包二奶”子虚乌有时才稍事改弦。不过，很多媒体的评论还是认为，所谓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早已是封建余孽，中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一条亲亲相隐的规定，有的只是任何知情人都有作证、举报的义务，王静当然该去告发她爸，假如王静举报属实，那她还是在检举官员腐败，进而感慨“‘王静们’太少了!”
　　可问题是，告父包二奶算不算“大义灭亲”？亲亲相隐是否就一定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糟粕？
　　其实，“大义灭亲”的“大义”有其特定含义。这个成语出自《左传》，赞的是卫国大夫石碏杀死自己儿子的行动，因为其子将要谋弑桓公。所以，“大义”也就仅仅指向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国家、皇权安全的行为。历代朝廷也只是规定这些重罪不许容隐。“大义灭亲”的另外一种含义，则是指官员执法不徇私情，如包青天处斩害民的侄儿。这样看来，告父包二奶算得上哪门子的大义灭亲？
　　而在亲亲相隐问题上，我们最大的误解是以为它只在中国古代存在。事实上，从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东方，都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即便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只是西方启蒙运动以后，以义务为特征的亲亲相隐进步到以权利为特征的亲亲相隐，即子女告发父母是一项权利，不再定罪，但容许隐匿犯罪亲属，并特别强调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而且，即便在谋反、谋叛等“大义”上，也不再规定需要“灭亲”。
　　世界各国、各代如此普遍的容隐规定，自然有其合理性。“亲亲相隐”这种看似悖谬的法律规定，恰恰反映出先哲们深厚的人文底蕴——对任何社会都居极少数的犯罪人群的惩治，绝不能以大多数人的良心沦丧为代价，这是对社会更深刻、更长久的损害。为了维护社会关系中的人性基础，追求发现真实的法律必须舍国保家，作出巨大的让步。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和细胞，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以及近亲属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关系，一旦这些关系遭到人为的破坏，则不仅危及人类本能之爱和家庭的存亡，还会积聚成社会动荡的隐患。
　　但1949年之后的中国，容隐制度却被彻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据学者统计，世界上没有亲亲相隐法律规定的，只有朝鲜、中国等极个别国家。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规定“所有证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佘祥林冤案中，那位忍辱负重的母亲为维护自己的儿子而因“包庇罪”和“妨碍司法公正罪”被抓，关押9个月出来后不久即离开人世。这是什么法律？这难道不是株连的翻版吗？
　　与废弃容隐理念一脉相承的是，告密式的“大义灭亲”被积极鼓励。由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可供“大义灭亲”的阶级敌人也不断扩大化，以致“文革”时期发展到亲属之间互相揭批。及至今日，惨剧虽然不再，但大义灭亲依然是一种被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一些地区居然还在大力推广“老婆监督老公”、“小眼睛盯大眼睛”等违背人性的反腐新举措。
　　但是，一个和谐、敦厚的社会绝不应该去鼓励大义灭亲，王静们绝不应该成为民众的楷模。事实上，告父事件已让王静在一定程度上蒙受名誉的损失，对她本人、她母亲以及被他举报的父亲，这都是一场悲剧。好在，王静的举动毕竟是罕见的偏激个例；好在，立法者也意识到规定容隐制度的必要。比如，在修订中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中，曾经视为“封建残余”的亲亲相隐原则重新得到认可，并吸收演化成为建议稿中的“公民作证豁免权”。这无疑是中国证人豁免权制度的突破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