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12年北京“721”水灾充分暴露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在隐患，那么，2013年初笼罩中国许多地区的严重雾霾和重度污染，则深刻暴露了高速增长背后的沉重代价。
　　外媒形容雾霾笼罩的北京好比“机场里的吸烟室”，宣告重度污染的中国是“整个地球上最可怕的污染地带”、“仿佛遭遇了毒气弹攻击”，讥讽我国快速GDP增长就是“有毒的增长”，断言中国必将继续为此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和“经济代价”，经济增速将因此被迫大度放缓。
　　不管外国媒体的批评多么尖刻，我们必须承认，如此大面积、如此长时间、如此超重度的空气污染，是历史上极其少见的环境大灾难。无论从对生命的戕害还是对增长和财富的毁灭，如此超重度污染之破坏力，绝不亚于地震和海啸。
　　根据学术机构的统计研究，2011年的雾霾天气和重度污染，仅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四城市因此死亡之人数就超过8500人。自1997年以来，我国肺癌发病率一直持续攀升，10年内增速超过150%，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居世界前列，呼吸道传染疾病以及其他因环境恶化而产生的疾病人数亦急剧上升。
　　种种触目惊心之事实，以惨痛的生命代价给我们敲响警钟：必须清除有毒的GDP，必须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自杀式增长模式，必须彻底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否则，中华民族不仅无法实现伟大复兴，而且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维系。
　　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各国都在追求GDP增速和规模。然而，这种追求似乎已经堕落成GDP崇拜和“GDP拜物教”，优美环境、新鲜空气、清澈河流、宝贵资源，乃至道德伦理和宗教情感，都沦陷为“GDP拜物教”的牺牲品。
　　1940年代，经济学者开始研究GDP核算方法，196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普遍采用，1980年代，成为全球通行的核心经济指数。然而，官方统计和公布的GDP数字，没有剔除背后的环境和资源代价，实际上是“有毒”的GDP。“有毒”的GDP指标被供上神坛、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这实在是人类的不幸。
　　我们渴求的美好生活，不能完全依赖金钱收入和纯粹物质享受。所谓GDP规模，有相当部分不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反而是财富的毁灭。譬如我国淮河流域曾建有1500多个小造纸厂，表面上每年似乎给当地带来了GDP增长。然而，造纸厂所导致的严重污染，让1.2亿人喝不上干净水。如此巨大的生命损害却没有从GDP里扣除。如果要恢复淮河之前的清洁美丽面貌，需要支付的成本可能是那些造纸厂所创造的GDP的数百倍乃至数万倍。
　　再譬如曾经风光无限、如今濒临死亡的光伏产业。前几年，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光伏产业，将数以十万亩的优良土地卖给或奉送给光伏企业。这些土地出让收入和光伏企业产值确实形成了当年的GDP。然而，土地一旦被工业废水废气污染和毒化，就再也无法恢复到原初状态或转作它用。
　　此外，包括钢铁、汽车、造船、电子、重化工在内的许多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那些过剩的产能，当年也计入了GDP数字里面，事实上却是财富的毁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